草根可入药

想起上周六那个荒诞而且虚伪的“无车日”，我仍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之前吵得沸沸扬扬——“2007年9月16日至22日，我国108个城市将同时开展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
事实是怎样的呢？据相关报道，9月22日当天，北京倒也贴合了每月22日的“汽车排队日”主题，车确实是排队了，因为堵塞严重，不得不在路上一辆接一辆地趴窝排着。可能是临近中秋，再加上22日是周六，“无车日”反而成了“多车日”——当晚19时45分，北京市交管局实时路况信息显示，这些在市区主干道上“排着队”蠕动的车辆，时速只有约20公里/小时。平时的双休日，到了这个时间，拥堵路段大概是四五十条，而偏偏在22日那天，拥堵状态的路段居然翻了倍，达到80多条！

我不知道是因为之前的宣传不够深入人心，还是相关部门实施、监管不得力，又或是大家觉得这本来就是个骗人的“花活儿”，所以故意不给面子，让这个把戏“穿帮”最好。总之那天我也坐在从蒋宅口去西单的出租车上，走了近一个小时，付了近40块车钱。几乎也是翻了一倍。

联想到广州的态度——作为中国车辆保有量三巨头城市之一，广州没有对本次“无车日”活动作出承诺，不在108个参与城市之列——事过之后，反倒觉得这个城市比较实在了。不论其不参与的理由是否成立，是否可爱，但事实是它给了我这样的印象：既然做不到，不如不承诺。承认做不到，起码还有一份诚实；做不到还想要做戏来给人看，就有点恬不知耻了。结果只会是自打耳光，愈发失信于民。

出租车司机一路跟我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说到了事情的关键：政府只要能把公车、官车管制好了，路上还会这么堵吗，还用搞什么“无车日”活动来哄大家高兴吗？私车增长是个现实，可是老百姓好不容易买辆车，你却不想让他使用，或者限制他使用，这个权限很难站住脚。还有人把症结归为国民百姓素质不高，就是更无理的逻辑。政府官员、公务员的觉悟不先提高起来，反倒指望普通市民率先发扬风格？

更有数据表明，至今拥有车辆的中国人不到全国人口的2％，那么每年几百万辆的汽车销量都着落到哪里去了？谁才是推动“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圆满实现的主力军？一条环节复杂的城市交通生态链上，哪几个疙瘩才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矛盾？

众所周知的现实是，北京四环之内已经从分时段、分片区拥堵，急剧恶化为无时无地不拥堵。怅惘于这个严酷的现实，我无可奈何地，止息每天都可能升腾的怒气，梦想着以后的“无车日”不再成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讽刺剧。

                      这真的就是我们想要的极乐世界吗？

Blogbus全站改版。与我之前在Blogcn经历过的那样，改版完成当天错漏百出，各种奇怪的症状困扰着“巴士乘客”们。Blogbus布告栏上一天跟出了7页意见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而以诉说遭遇的麻烦者居多。

我想记录的不是这个。新生事物的命运大体相似。同则合，不合则易。自然得很。

只要眼光毒辣，琐碎之中自有惊喜。我在密密麻麻的唾沫声中，看到了这条“十大法则”，后经搜索背景查证，分享于此。
法国Pfeiffer顾问公司的创始人Andreas Pfeiffer在其发布的一篇关于数字时代新规则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正在进入用户体验的时代，产品的功能不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体验。并据此列出了十大法则：

1.更多的功能并不好；
2.增加功能不会让事情更容易；
3.让用户迷惑是毁掉业务的终级手段；
4.风格很关键；
5.只有在一项功能可以提升用户体验时才加上它；
6.任何需要学习的功能都只会吸引一小部分用户；
7.无用的功能不止是无用，它会破坏易用性；
8.用户不会关心技术，他们只想知道产品能做什么；
9.忘掉关键功能，关注最重要的用户体验；
10.简洁很难，因此少就是多。

不仅联想到曾经，众多厂家推出的噱头多多的全功能产品，结果几乎全军覆没，貌似“齐活儿”的功能叠加导致的是每个功能都不健全，甚至相互打架拆台，最后一起玩完儿。寿命极其短暂。让用户和厂家都先后悔青了肠子。

网上一篇相关报道则称“数字化时代新商业模式：把消费者当成合作伙伴”。核心在于与消费者互动，将原本单向的营销方式转变成一种最大程度上由消费者主导的、双向的传播方式。
学习到“小写思维”，其中包含着对“草根”的尊重，亦即对更大多数消费者的尊重。“店大欺客”的时代终将过去，注重个体感受、更加俯首民生的世纪正在迎来。

早上照旧气急败坏地被楼上电钻、铁锤的恐怖声浪惊醒。已经数日了，难得懒睡的周末也没被放过。
好几次有冲动上来，跑去找他理论一番，终被息事宁人的理智留住双脚。
这里面，我不确定有无什么法律、权利问题相关。

老婆出门买菜给我带回新一期本报。
扫描一遍大致标题之后，看了《易中天品成都》。人文学者关注一个城市的文明发展进程，自然是件好事。尤其这个“发展”不只是单纯的经济目标，是现实的一个“打包”的文明萌芽状态——“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就是更简明称呼的“城乡一体化”实验，事关社会和谐、经济增长、政治清明、法治公平、民生改善、城乡文化融合。坦白说，有点“十全大补”，有点“包打天下”，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越求全就越是首尾不能相顾，拆墙补墙，墙墙皆漏。
易中天开出了六字处方：科学、民主、法治。真人面前不该瞎话。感觉还是高人玄虚，缺乏着落点。乾坤八卦，混沌玲珑，云里雾中。和谐气氛下，我们都忘记了那句话：改革，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我知道这话表意是险恶了些，可能会吓着老人孩子——但我愿意相信它是春霖前的一声霹雳。

昨天与一平讨论一个重要的创意。说起关于一本《农民工手册》的冠冕堂皇与实用有助。
一个文本，无论是政策、法规、方案、媒体，如果只是哗众取宠、虚与委蛇、叶公好龙的“春秋”之作，帮不上忙，不能雪中送炭，那就是垃圾，就是伪善，甚至使事情陷入歧途，走向反面，就是假情愿之托行不义之实。

看了熊培云的《第六种自由》，有扼腕之叹。
梭罗为了不让都市喧嚣包括万千迷乱信息戕害自己的生活，“逃”到了瓦尔登湖畔。从另外一个意义说，他并非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真正的生活。因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新闻，而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情，哪怕仅仅是——林中漫步，晒晒太阳，衔饴弄孙。
现在我们中的无数人，成日战战兢兢，惟恐自己错过了什么要紧的新闻信息。在他们的神经系统里面，每一个末梢都全天候震颤着，习惯了假定“本条信息可能有用”，宁可误读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尽管更可能的是，他一辈子也不会用到这条信息。
单向度的人，就是生活的被动者，被绑架者。一只可怜的等着被无聊信息、话语暴力填充甚至强奸的鸭子。跟精神侏儒和心智木偶没有两样。
索尔仁尼琴对人应该拥有“不知情权”的提出，别具自由独立的精神意义。

远的不说，我们自己是否想过，我们每天过眼的、写作的、刊登的、发表的新闻或者信息，有多少是跟屁虫似的人云亦云，不痛不痒的无聊文字，滥竽充数的注水新闻？又有多少是有良心、负责任的报道和写作，能够真正让民生得益，让思者有悟，让事实有据？
让阅读者耳聪目明，身心健康。

近来的日子，每天粘稠度都很高。
每个日子好像都很紧要。包含着或惊觉或诡谲的意义。
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了。有些神经衰弱的征兆。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会在今天发生，然后一天天的捱下来。

那天。按规定做责编已经不用盯版了，可我还是难舍盯版的感觉，踏实，快乐，更像一个报人该干的事情。
阿檬告诉我的时候，脑子还是蒙了一下。
给我画猪年运势和通天塔的人也走了。
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喜欢他时常竖着几缕头发埋头画画的劲儿，体会得到境界的人才会那样。

留下吧，留下吧。青春甜美，理想清澈，生命自由。
慢一点走，留下痕迹。

想起为一个朋友主持的杂志取的名字，《往来客》。
因为跟道路和旅行有关，故此名之。其间更藏着先人司马迁的教诲：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舒缓。冷峻。身心呓语。

人生来就是要被庞大的混沌压榨和吞噬的吗？
玛蒂达问里昂：人生就是这么苦吗？还是只是童年苦。

生活。人生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全部的意义？
四十不惑。而我还是迷惑得很，解不开许多的结。也许很多都是死结，也许这些死结就是我们苦心孤诣、焦头烂额找寻的意义。像南墙，无数人撞得心灰意冷，甚至身败名裂，墙依然屹立。像飞蛾拼死扑向的火焰或者光亮。毁灭就是它全部的牺牲，亦即全部的意义。

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这句中国“禅”一般的谶语让人充满迷幻的遐想。其实可能就是一个逃避的借口。但，事实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永远在前方，在左右，就是不在你身边，不在你手里。或者在你空落落的心里。
你遭遇最多的，还是时间的剥蚀，现实的倾轧。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我们真的就不能离开吗？向往的，或许也是最擅长的事情总是不在眼前。甚至越来越远。
只剩下生计。剩下每日细数的钱币。
坚持就一定能胜利吗？离开就有可能抵达吗？我不知道。
我们是否还能选择，一起去投入一件事，真心喜欢，温饱之外少些苟且得失。

我们不可以吗，我们可以吗？

变化是永恒的。永远不变的，只有变。
这个绕口令一样的句子，造就了生活的新鲜，以及困惑。

随着时光老去，人对变化的恐惧会日渐增添。
所以明白了祖辈在生命的末尾不再容忍变迁。父亲想把祖父母接到城里来住的时候，遭到他们一次次的拒绝。宁愿守着褴褛的祖屋，一亩三分的田地，门前鸟窝层叠的老柿子树，直到终老。

变化总是充满伤感，也充满新的生机。

在朝夕相处的同事辞职别去、另谋高就的时候，除了不舍，更多的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崭新的空间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位置，在未来之路上走得更高更远。
在林林总总的选择面前，变化呈现出无数可能的组合。
打开的门里，是美女，还是狮子，惶悚的同时伴生着期待。

真的没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
如磐巨石，历经百万年，滴水、细浪将它们消磨，成就千姿百态的钟乳世界，那样的变化鬼斧神工，造化的力量实在无法无天。

以你为参照，世界在变。以世界为参照，你也在变。
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顺变。做好抉择，大步向前。
所谓谋定而后动，动则变，变则通，通则明。

也许所有的坚持都只是暂时，但顺变绝不等同于随波逐流。
祝福，每一个变化中的人类。

    7月9日-30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陆续发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解析“山西黑窑奴工事件”的一组文章，体现出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度和社会良心。

    文章篇目如下：
    7月9日，《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
    7月16日，《冷漠是如何铸就的》；
    7月23日，《信息是如何被屏蔽的》；
    7月30日，《基层政治是如何溃败的》……

    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中，孙立平教授从对“黑窑奴工事件”“主角”衡庭汉的生平及行为分析引出这样的思考：“黑砖窑的奴工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穷人欺凌穷人，弱者残害弱者的事件，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以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为背景的。”
    “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的缺陷，而是这种道德的缺陷来自哪里。事实上，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以恩将仇报的车祸受伤者为例（肇事的车辆将老人撞伤后逃逸，好心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结果却被受伤者及其家属诬为肇事者），……这样的事实出现之后，往往会给人们带来这样的教训：在做好事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于是，人们会更少伸出援助弱者的手，而弱者的未来也就可能处于更无助的状态。”
    孙立平通过对“律师周立太专为农民工打官司却反被他帮助的对象‘出卖和背叛’”、“电影《落叶归根》所演绎的真实故事——‘做善事反受其累’”、“好心人送车祸中的伤者到医院结果却被诬为肇事者”、“两个捡破烂的老弱者为抢夺一次性纸碗发生恶斗”、“兰州市限量发售公交IC卡引发万人熬夜排队疯狂争抢”等充分事例的分析指出：“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在《冷漠是如何铸就的》中，孙立平再次强调“警惕社会生活底线的失守”、“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并指出底线的失守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崩解，社会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这次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更让人们目睹了一次以极端形式呈现的底线失守，同时也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底线失守意味着什么。
    随后他指出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中值得注意的三点：“一是手段残忍，视生命如草芥。二是残害生命的行为居然是为了区区微利。……将几十个人变成奴隶，折磨毒打，甚至残害生命，就是在几万元甚至一两万元利润的驱动下发生的。”
    最让我想要为之击节的是孙立平教授对第三点的论述：“三是人们对于恶行的态度之冷漠。在分析黑窑奴工事件时，有人用了‘人性的集体沉沦’一词。有评论者指出，我们看得到或想得到许多故意沉默或者无奈沉默的知情人：只允许家长解救自己孩子的警察；监工窑主们的家人朋友；黑窑所在地的村民——这些人的良知，或者已经泯灭或者只是昏睡。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同谋，因为他们的沉默纵容已经成为让邪恶蓬勃生长的土壤。实际上充当冷漠看客的并不止这些近距离的观看者。当面对如此人道灾难，一些官员在强调这只是极个别现象的时候，一些媒体在有意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奴工现象，以此说明这种现象不是我们所独有的时候，有的知识分子则在竭力论证民主也解决不了奴工问题的时候，其中事不关己甚至居高临下的冷漠，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罪恶与冷漠都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但问题是，这种少见的冷漠究竟从何而来？这种冷漠病症不是一天两天了。见到有人失足落水时，人们冷漠旁观；见到有人跳楼自杀时，人们当热闹来看；见到农民工来到城市被收容时，人们熟视无睹；见到见义勇为者被歹徒报复殴打时，人们惟恐躲之不及……这次在面对如此残害人命的时候，又是一以贯之的冷漠。正是这种冷漠，使得社会的底线脆弱不堪，正是这种冷漠，使得超越底线而不用付出昂贵代价，也正是这种冷漠，使得对底线的突破成为人们见惯不怪的常态。”
    我想说的是，要维护甚至是维持一个社会起码的常态生活，底线是不能退让的，底线不容许无限左右的弹性。更何况，直面我们身处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底线已经很低，即便不用“沦陷”这样情绪色彩浓郁的词，我们也已经到了几乎退无可退的地步。孙教授是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底线”的：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这个底线与我的内心吻合，事实上，我们所求的已经不多。
    从社会性传播辐射的力量来看，相对于“罪恶”而言，“冷漠”实则更可怕。罪恶究其“规模”，即便不是“极少数”或者“极个别”，但仍可以称为事件，需要一些现实的物质的要件，比如环境，比如人物，比如利益，比如动机。而冷漠无需这些，它是一个我们内心里生化能力极强的“异形”，随时寄生，随时繁殖，随时感染爆发，随时左右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对于个体，对于群众，对于基层，对于政府，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它可以无时无刻，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甚至随着从个体到国民的逐步“升级”而越发增强侵蚀和摧毁的魔力。冷漠就是无形的人性和社会性异化，它看似成本极低，却可能会吞噬掉一个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财富文明为代价。
    在《信息是如何被屏蔽的》中，孙立平指出：“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屏蔽信息的机制，这种机制具体表现在，‘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这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不危害稳定、不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反应逻辑。”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事例：中国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在谈到环境污染时说，中国环境整治赶不上污染速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三不怕”、“政府三不查”。“企业三不怕”是指企业不怕环保部门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损害公众利益。企业之所以 “三不怕”，又是因为“政府三不查”：“老百姓不去堵马路不去堵政府的门不去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不批示不去查、媒体不揭露不去查，而且一般的媒体揭露都没用，还必须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样的主流媒体揭露以后才去查。”其实，不仅是在环境问题上如此，在许多其它事情上也同样如此。
    在《基层政治是如何溃败的》中，孙立平是这样结尾的：在日前的一次会议上，山西省省长于幼军站起来向与会人员鞠躬，希望以黑砖窑事件为契机，加强农村地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避免类似黑砖窑的事件再次发生而“拜托大家”。一句拜托，道出了体制的无奈。政府承担公共责任的动力在哪里？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基层政治生态就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这组文章的可贵与可敬之处在于，不仅每篇意旨深入浅出，论证平实从容，而且系列之间互为铺垫、前后呼应，抽丝剥茧不断递进，以平行的目光而非居高临下，以直面的态度而非闪烁其词，以滚烫的心肠和不受情绪左右的理性为我们建立起思想的空间维度，一气呵成，读来竟有荡气回肠。

     我们需要办一本什么样的杂志？这是一个首要思考而且必须解答的问题。在通宵达旦的梦想和跃跃欲试的兴奋过后，激情需要保持，但是理智提醒我们冷静下来，前后左右换位思考，为自己为企业也为形色各异的读者，就这个问题展开解析。
     有很多事情，在我们去设想它的时候，往往都出于善意，都想做成好事。但是如果我们策划欠佳，方法粗陋导致失手，定位不准而走入歧途，那么“好心办坏事”的俗话说的就是我们。
     很多人和很多企业都想办杂志。不管他们或精神或物质的想法如何，功利何在，应该都不难理解。有不少是因为人力、渠道、资金等方面的负数原因导致流产，而更多的则是由于刊物自身的后天孱弱和亏损而自动缴械，半途抛锚。前辙已已，后车济济。我们断不能再成为湮没其中的无名遇难者。
     好在我们虽然还不敢说已有了明智的认识和高妙的谋划，但是至少我们清醒地看到了这个冷峻的问题，达摩克里斯剑一般高悬于我们头顶。
     我们在此展开几个悖论，并恳请善良的关注者向我们不断提出质问，温柔好，残酷更好。
     一是，刊物作为传媒，无论范围宽窄，都不是几个人的，甚至也不是一个企业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做起来之后却不易把握好尺度。编者喜好，上司意志，关系人情，取舍平衡，如此这般，总之都是些狭隘的情绪，但是对刊物的伤害却可以如蚁穴之于坝堤。更有甚者，还扯出“个性原则”的大旗伪饰自己，缄口他人，实属可恶。
     二是文化与经济含量的和谐与融汇关系。史上文商相轻，当代更是一度搞到水火难容，其实惹的都是人祸，文化与经济本非冤家。确有大字不识几个的暴发户，确有利欲熏心者践踏知识乃至良心，但是应该看到商海中更多勤劳者和有识之士，他们无愧于生活，无愧于国家社会，甚至可以说在祖国经济百废待兴、走向健康繁荣的路途中，他们功不可没地承担起了垦荒牛排头兵的重任。他们和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致力于民族振兴富强的砥柱脊梁。
     我们很高兴地读到了“知本家”这个鲜活的名词。而在字面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更加让人欢喜的行为成果。在“资”与“知”的互动中，文化已经和经济相互依偎，水乳交融，构成了善良而有力的生态共同体。我们忍不住要为这个划时代的进步仰面欢呼。
     有文化的人游进商海成了“知本家”，但是更多有文化的人还站在岸上望洋兴叹，手足无措或者有心无力。我们没有将所有文化人知识者赶下海去做生意的意思。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分工协作，都要有人做事，都缺不得人手。我们想说的是，在现实中，有相当数量的文化人面对澎湃的经济大潮还在患着不适应症，还在守着象牙塔或抱残守缺，或愤世嫉俗，或顾影自怜，他们曾经奔涌于笔端的热血已经断流而不能再燃成火炬，他们在标榜着自我信仰的角落中丧失了与时俱进的能力和信念。
     请体会我们的激动。这个时代相比我们曾经历过的光荣丝毫也不逊色，而是更其壮丽和辉煌。请在艳阳下歌唱，请在阴影中发光，请离群者归队，请犹豫者赶上。无论文化经济，孰是红花绿叶，我们振作共同的生命，享受和散发共同的芬芳。
     我们需要，经济与文化的携手共进需要能文能“武”、懂得经济的知识者，比如经济观察家、理论家、策划人、业界新闻人，如同文学创作离不开理论批评一样。文化如果剥离了经济，也就等于剥离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只知附庸风雅的文化奈何不了时代风云的扬弃。反之，真诚的褒贬、精辟的辨析及深刻的探测，常常可以点石成金，有利经济健康，甚至成为良方。
     我们需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超越需要充满爱心智慧、理解商界甘苦的文化人，如同需要保驾护航一样，经济也需要文化舆论为其鼓舞志气，壮扬声威，为其整肃思想，积淀底蕴。一个凝聚全社会精神力量和价值取向的现代文化氛围，将远胜过任何物质构造的投资环境。
     稍作收束，来看第三，关于通俗与媚俗。字面上我们辨得出这两个词分明的褒贬，但是当它们溶进事物中的时候，却经常让我们走眼，泾渭难分。也许吧，它们有时候可以说是孪生兄弟。通俗往往是很大气的，大人物，大作品，大事件。曹雪芹金庸是通俗，三国演义聊斋志异是通俗，太平天国梁山聚义是通俗。说小一点，过年贴个“福到”是通俗，大碗茶羊肉串麻辣烫是通俗，民主路的小吃街是通俗，烟熏火燎也让人觉得亲切可人。而媚俗不，媚俗总是透着小气，媚俗即便衣着光鲜涂脂抹粉仍旧透着低级，披着灰尘，味道不正，不象通俗那样清清朗朗，素面朝天，本色淳厚，贴近人心。所以薛宝钗八面玲珑是媚俗，所以和珅挥金如土是媚俗，所以培根尽管口吐金玉依旧是媚俗。
     而今更是不得了，媚俗俯拾皆是，几乎已经成为时尚当红流行。因为很多“人气”与金钱与崇拜和LOVE等值的原因，使得我们在许多场合反倒不敢妄加评论，与鲁迅先生的痛快直率相比，我们的隐忍屈从甚至窝囊也应该算是媚俗的一种了。
     幸亏我们还多少知道羞愧。羞愧逼使我们明白肩上的责任很重，手中要做的事情太多。面对需要洒扫的一屋和世界，最忌止于空谈。那么就让我们从手上的这一份小小的刊物做起吧，拿我们点点滴滴付诸的心血和行动来作为本文的回答。
     （此为多年前为创办某地方杂志所写的序言。翻晒于此，以为备忘。）

游游走得早我就醒得早。惦记着刚搬的新家所以就上来了。

昨天借助天使的指引，把原在blogcn的175篇日志搬到了这里。kid说，这里气氛不错。

其实我是个念旧的人。搬家的心情总是复杂。开博两年，最早是在新浪，没有多久就忘记了用户名和密码，再也上不去了。也就作罢，那个地方是名博泛滥之处，访客们多是喜欢呜里哇啦的闲人，不适合我这种喜欢清静的“草根”。写博只想记录自己，有投契的朋友碰撞几下我就很满足了。

之后经由老乡的吸引到了blogcn，十个月的时光其实是快乐的。我遏制自己的懒散，还算更新得比较勤快。用我在《博客新生儿》里的话说：“要肯定的是，自去年9月在这里开设个人博客以来，我收获了许多珍贵的东西。记录平淡美好的生活，结交到一些开心的博友，使一些思想片断皈依到自己的内心。”感谢blogcn，让我密切了跟朋友的联系；感谢kid，呵呵，包子怪怪，robie等博友给予的支持……感谢。

隙言不表。今天在新家向未来的光明致意。希望在这里结交更多快乐的友邻；希望不再迁徙，一亩三分地，好好耕耘。

突然地，你就陷进了这样的沼泽。

幽暗，有随时毫无准备的破碎的光，说不出清澈的明快的句子，毛孔堵塞着，有油腻的泥水糊满身体，内心止不住呕吐的痉挛，大团大团的腐败的杂草时不时缠绕你的手脚，无论挪动还是漂浮都让你踉跄不堪。

心烦意乱，大脑空白，浑浑噩噩，想什么不想什么都很难控制。

你熟悉的，你曾以为可靠的，你伸手想去搀扶和触摸的，让你内心温暖、柔软的东西，越来越远，越来越少。

你像一只丧失了嗅觉天赋的忠诚的狗，再也闻不到那些亲切的气味，辨识不出这城市——包括很多你曾经熟悉或认知的城市——那些让你觉得舒服，安全，爱慕甚至荣耀的明与暗，软与硬，轻与重，深与浅。这让你无端就产生出陌生，怀疑，恐惧，暴躁，沮丧与无奈。

曾经说起过这样的一种记忆方式，在不同时段、不同城市、不同的路程中，我都能沉淀、封存各自不同的气味，就在鼻翼萦绕，并且从不混淆：

云南的军营，贵州的村寨，北京的大学时代，某个有高大榆树的胡同，沙滩美术馆，贵阳的单身宿舍，供职的第一张报纸印刷厂的墨香，惠州木棉和紫荆盛开的西湖，青海湖，万圣书园，安顺的杰出山水……不是对应当时当地的物质的真实气味，而是经由内心感受、记忆搅拌之后挥发出来的一种绕魂之香，几乎不会被流转的时光稀释，几乎不能被准确描述和表达。

而今，记忆之城早已面目全非，斑驳凋零。比如北京。有天在出租车上遇到一位口才极好的司机大叔。在难得绚烂的晚霞中我们一直向西，他对我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其时我在北京）的白颐路，四排参天茂盛的行道树——“该得多少年才能长成那么高大啊，一个人双手都抱不过来。可是他们狠得下心啊，全部眼睛不眨都砍光了。”

我想起那个时候的母校周围——隔墙就是紫竹院公园，一个占地不算大但是清幽秀美的公园；西北面有最适宜独自徜徉的苏州河岸，最馋人的是四季青公社宽广的菜田，我们经常去“染指”那里面美好生长的蔬菜瓜果——现在这一切都灭绝了，不只北京，在中国绝大多数向现代化跑步前进的城市中，这一切都灭绝了。我再也闻不到春天里混合了迎春玉兰紫丁香的迷人气味，尽管我知道在某些角落，她们还在每年绽放。

那个时候的我不像今天这样容易被感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些珍贵美好的存在中的一部分。我活着，她们活着，并且似乎将一起永恒地同在。那时候更多是激动的分享，无忧无虑地四处奔跑，在我还没有懂得流连忘返之前，迫不及待地去认识和感受，与她们握手或者拥抱，然后继续行走。那是一种极其单纯透明的激情，结成无数善良的简洁的联系，在生命中彼此托付，在呼吸中相互吐纳。

是那么稚真、投入地爱上过那么多的城市乡村，那些笔直或者蜿蜒的旅程，那些质朴或智慧的人物，那些有着奇异的生命形态的山水万物——细腻如同血脉的街巷，倏忽变化的风云雨雾，十数年后依然能够清晰闪回的小聚闲谈，对视它们仿佛就能言语相通的花草习性。

我不知道这一切竟会如此的脆弱。脆弱到随时都会撒手而去，阴阳相隔，并且永远不得复还。那些沾满了我刻骨铭心的牵挂、热爱，浑厚抑或细小，深刻抑或轻薄的物质，正在我身边，在我望眼欲穿也不能抵达的远方，如大风粉齑般消散，每时每刻。

再也不能感触，那盛开在指尖的奇妙的闪电。

现在的我只能从大腹便便充满了腐浊与坏水的生活中，捡拾如山粪便中被贪婪的胃刍消化不了的麦粒，像长征中走在后面的红军战士一样，珍稀，极难找得，每一粒都是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