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在刘燕死后的这些年里,我经常想到她,准确地说是经常想到以她为主角的事件整体。我就象一条顽冥不化的蚯蚓,在漆黑深沉的地底发掘着事件内在意义的隧道,并独自咀嚼、吞咽着其中隐秘的痛苦和快乐。伴随这种发掘和思索,我讨厌地发现自己越来越沦陷于某些唯心的意念,渐渐难以自拔。


    在人的意志之外,冥冥中的定数已自有安排。


    好象孙悟空,多么有能耐,但也只在如来的手掌中拥有他的自由,还得看如来佛高兴。


    所谓“狗肚子沾不了酥麻油”,好事多多,且看你有没有命去消受?


    事情开始得太顺了,必有厄运等在后头。


    凡此种种,天花乱坠,搞得我头昏脑胀,直想把南墙撞破。无法顿悟天机的我,除了对刘燕的早逝兔死狐悲、对事件不可更改的残局徒空悲忿、对余下来的岁月指桑骂槐,又能怎样呢?只能用这些江湖浅薄去对恶梦般的记忆进行一次次自欺欺人的逻辑覆盖。


    不管怎样,刘燕从走进贵大校园的那一天起,开始了她短暂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1987年9月我走进贵大的时候,刘燕正在茁壮地成长。刘燕已经长了许多见识长了许多志气长了许多学问总之是长了许多出息。刘燕出落得更加青春动人,让17年后今天的我在怀想中敲打出这些句子的时候心中依旧有种忍不住的仇恨。同时也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好象又该为刘燕庆幸:她把自己定格在了生命永恒的鲜活、骄傲与热爱中,这是何等的明智、何等的富足!她永远不用象17年后现在的我活得麻木委琐,活得充满恐惧,惶惶不知所终。这种心情在我后来为刘燕写就的祭文中有更慷慨的表达。


    我在贵大篮球场旁边的那栋灰色助教楼里很容易就找对了老友洪斌的单身宿舍。门开着,他背对着门正在嗤拉那把酱黑色的旧二胡,从有些漏风的音调里,我还是听出来是那曲我俩都很喜欢的《江河水》。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才感觉到身后有人。


    洪斌在大学读的是物理,却对哲学有着天生的痴迷,喜欢体育中的球类,二胡是他在乐器中唯一染指的一种,活得比我健康。后来顺应市场经济的召唤,辞教职下海经商,一度小有斩获。眼下与他中断了联系,很难确定他在何方逍遥。


    你小子怎么来了?


    毕业后不久,我荣幸地被选拔到贵州黔西南的一个山沟里作扶贫队员,一呆就是半年。这次回贵阳,说是作半年小结,其实就是让我们回城补补油水,穿几天干净衣裳,以利再战,回山里继续吃盐巴辣子水泡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洪斌出去了几分钟,回来时手上多了四瓶瀑布啤酒,然后开始我们的神聊。这是个传统了,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这样吹着“喇叭”坐在马路牙子上天下大事,美女金庸。临近立秋,寒蝉噤口,只余屋内两头云里雾中的巨型“知了”胸怀过去放眼未来,惟只忘了今夕何夕。


    男人嘴里少不下女人(反过来女人也一样吧)。我就是从洪斌的嘴里最早听到了刘燕进贵大的消息以及她进校一年来的诸多事迹。里边当然会有一定的水分,但我相信洪斌的话里不会有一句是“鸽子牵着大象飞走了”的笑话。


    那个小女子,很是了不起!


    大我两岁的洪斌是这样夸人的,很斯文的脸上很城府的样子。我也曾如此的被他夸过。当时我感觉很受用,在他略显夸张的语气下面有一种可信的诚恳。


    我听着洪斌的话,心里突然有一种冲动:见见刘燕,能跟她聊聊就更好。当时的洪斌和我都还不清楚刘燕进贵大的详细经过,我更没有料到刘燕后来会撞进那样一张聊斋般离经叛道的情网,并且成为17年后我如鲠在喉的故事中的主人。当时我只是以一个新闻系毕业、在任某报记者的职业敏感,狗一样嗅出了这其中可资挖掘的某种非常。


    洪斌说:这倒是个好借口,就说你想采访她,我也挺想看看你跟她聊些什么。


    于是他就去联络中文系的哥们儿,都是小助教自然一锅熟,那哥们儿说既是这样,我把刘燕叫过来就是了,免得咱记者朋友奔波。洪斌自然乐了:够哥们!


    刘燕来到洪斌宿舍的时候,已近黄昏,晚霞映在洪斌朝外推开的窗户上,显得很是奇异。风突然大了起来,把洪斌靠窗的书桌上我刚才涂鸦的一叠教案纸吹的满屋子飞,让原本就有些局促的我心情慌乱起来,倒是刘燕很大方很懂事地帮着拣起一地的纸片。


    中文系的哥们儿介绍洪斌和我,刘燕礼貌地点着头:洪老师好,雷老师好。我说我就不敢冒牌做你的老师了,刘燕却说您做的工作离我学的专业很近正是我的老师呐。


    刘燕说话的时候正视着对方,已经没有一丝农家女子的忸怩。我从她清澈的眸子里看到了一种所向无敌的自信和坦荡。


    就这样我们聊起来许多的事,相当投机,好象熟了很久的朋友。她很坦然地讲自己贫寒的家事,很感激地怀念张树站长。在说及过往那段轰动的日子时,刘燕打趣地笑道:那种滋味恐怕就象当初所谓的“闯将黄帅”吧,我终于知道“典型”是怎么树起来的了。对我来说,最好的事情是我重新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对此我非常感激。


    我问了刘燕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初中毕业后停学,然后直接进大学,你功课感到吃力吗?


    这个问题让刘燕明显有点害羞:是啊,刚来的时候我很害怕,自卑得不得了。进校的头一晚,乡里还给我开欢送会,我家那种地方能上大学可是不容易,大家兴高采烈,好象比我还高兴,而我差点就打推堂鼓了,我真的怕自己读不下去。


    后来呢?


    后来张站长和好多乡亲都鼓励我,把我一直送进校门。学校的老师也对我特别好,说只要我努力,比别人多花工夫,许多课是可以补起来的。他们还帮我定了学习和读书计划,并且说大学里学的主要是一种方法,注重知识结构,开拓人生视野,善于领会,而不是象中小学那样把自己当鸭来填。


    刘燕说着这些的时候,眼里闪动着一道越来越明亮的光:刚开始我学得真的很苦,渐渐的我感觉得到自己上路了,能够投身进去了,周围的一切:书本、课堂、校园里的一花一木都能为我带来乐趣。现在我佩带校徽走在路上,已经不会再象刚进校的时候觉得心虚。


    当时神采飞扬的刘燕让今天回想这一切的我依旧心驰神往。当时的我21岁,纯洁的心地面对刘燕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在这个美丽的女孩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希望和力量,革命一点说,这也正是进步中国的希望和力量。


    除了我间或的提问,洪斌还有那个中文系的哥们没有插一句嘴。大家都陷落在刘燕阳光明媚的语境中,遗忘了之外的一切。三个被称呼为老师的人,听学生刘燕上了一堂生动而难忘的课。几年以后,我有次不小心跟洪斌提起这件事,他老兄的脸上顷刻晴转多云,半晌从咝咝抽着冷气的牙缝里挤出三个字:狗日的!


    我清楚他骂的是什么。


    这个黄昏永远地沉淀在我记忆的深谷。我们和刘燕转了两个场,从洪斌的宿舍到贵大校园边上一家挺清静的小酒馆,历时长达四个小时。坐进小酒馆之后,气氛活跃了许多,话题也不只属于刘燕了,人生哲学文化时事各自经历喜好不一而足,时间因为开心而飞快。快到夜里十点的时候,洪斌提出来刘燕该回寝室了,因为学校的作息时间。大家都有些不忍,尤以刘燕为最,脸上挂着一种贪玩孩子没尽兴的娇憨:


    和几位老师谈话挺长见识的,今天等于给我好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作了一次小结。谢谢你们啦,希望以后还能再聚。


    送刘燕回寝室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来问刘燕最近有没有写点东西。她迟疑了一下说:有是有,只怕要让您见笑。


    我听她如此说,更想讨来看看了。于是约明天她拿过洪斌宿舍来。


    第二天早上,因我突然有事要提前回市区,而刘燕要上课,就没有见到面,只拿到了她托中文系哥们送来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有她的一纸短简和与高尔基作品同名的《我的大学》。


    “雷子老师:
    您好。本想今天就当面听您指教,无奈时间不巧,深感遗憾。由于您已知道的缘故,我很感念这份机缘和一年来的大学生活,遂成此拙文,请予斧正。望抽空能再莅临寒窗。”


    怎样也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永诀。后来的日子里,刘燕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又多次进入这座校园,苍松翠柏,花团锦簇,通幽曲径,檐瓦素朴,洪斌的斗室,转场的小酒馆,一切好象都没什么改变,然而我心中却因为刘燕的缺席一片空洞,这是她的大学,却也是她匆促人生的最后一站。可原本这里应该是她生命崭新的起点,从这里她已经眺望到丰富世界的迢遥与深邃。

  • 【三】


    刘燕的故事其实很简单,说穿了就是一个“灰姑娘”的现代悲剧版。1985年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刘燕还是贵州某贫困县一个辍学在家务农的初中毕业生。可在当时当地,这个学历已经足以让刘燕在众多农家女中鹤立鸡群。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刘燕停学后不久被选拔到了乡文化站工作,具体就是出出宣传墙报之类的事儿。值得一提的是,刘燕在这里遇上了一个重要的好人,如果没有他,刘燕的命运可能就会改写。


    我们姑且叫他作“张树”,40余岁,刘燕所在乡文化站站长,一个象牛一样勤于笔耕、同时又肩挑沉重家庭负担的老文学青年。有作品发表在省地级文学刊物上,被他视为生命中最闪光的亮点。


    刘燕到文化站不久,张树就发现了她过人的天资,当然是有关文学。能到文化站工作,是件让人极其羡慕的事,这一点刘燕十分清楚。因此在刘燕心里,对张树站长,对文化站里所有七七八八略嫌琐碎的工作,都抱有一份真诚的感激和热爱。成天笑脸迎人,勤快做事,独处的时候也常情不自禁地哼些从心窝里飞出的歌。这一切都让长相端庄、苗条水灵的刘燕越发招人怜爱。


    而刘燕在写作上的悟性最早就在出宣传墙报的时候显露了出来。具体那期墙报是宣传计划生育,从刘燕所在的乡到全中国,这都是个年年讲、月月讲的老八股。包括张树站长在内都想不起、也不去想,还有什么新花样来宣传这个严峻的现实命题。他只是照例开了个会,照例几分钟时间就把事儿给分派好了。谁去摘录文件报章,顺便整理一点乡计生工作的“时事新闻”,谁去准备工具,最后谁谁负责板书。


    刘燕就在这个时候站起来说:张站长,我想自己投一条稿,行吗?据后来张树回忆,当时的他望着这个表情中掺杂着羞怯与坚定的姑娘,愣住了。


    其实刘燕语惊四座的时候,她想投的那篇稿已经写好。那应该是刘燕在课堂作文之外第一篇抒发自我心情的文字,如果要与文学定律相附会的话,这是刘燕第一次产生创作冲动的成果。她描写的就是她自己真实的遭遇:本就穷困的父母生养了五个儿女然后家境更其穷困加之重男轻女而使本来学业良好的刘燕被迫辍学。


    真情流露,感人至深。曾经做过民办教师的张树站长读完刘燕的《别了,课堂》之后,在心中挥笔写下这八字评语。同时更让他赞叹的是刘燕另外的聪颖,她竟然懂得将自己的遭遇文章与计划生育宣传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如此自然和谐。她的文章写在前面,她写的并不是计生宣传的命题作文。


    《别了,课堂》作为刘燕面世的“处女作”,发表在了乡文化站的宣传墙报上。同时配发的还有张树站长特意撰写的评论文章《多子真的多福吗?》


    机缘弄人。刘燕没有想到,张树也没有想到:这件在他们看来以为平常的事情,竟会引发那样热烈的轰动,继而导致他们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墙报刊出后的几天至二十几天里,先是乡党委书记、乡长陪着县委宣传部、县计生办的领导来了;然后县里领导陪着州里的领导还有州里日报、电视台的记者来了;最后州里领导、县里领导陪着省里的领导还有省报、电视台、电台的记者来了,并且在刘燕所在乡一个宽大的晒场上召开了全省计生宣传工作现场会。而刘燕和张树站长的两篇墙报稿也被各家大小媒体争相刊载,好评如潮。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刘燕和张树站长在那些日子里,被淹没在怎样一种超乎他们想象极限的狂热和摆布中。


    事隔五年,当有关的幸福趋于冷却、有关的不幸已经淡漠,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张树。这时候刘燕已经死去了两年,而他已经是县委宣传部长兼州文联副主席。


    我眼中的张树有着超出他那个年纪的苍老,或许是因为避不开刘燕这个话题,他每说一句话都很费力气,好象有种抽搐的苦痛。


    那样好的一个女娃娃,竟然落得……这样个结局。


    老了,我现在已经写不出什么东西了。


    前一句说的是刘燕,后一句说的是兼着文联副主席的张树自己。这一年刘燕如果还活着是23岁,而张树49岁。


    墙报事件后,刘燕出名了。随之而来的是横七竖八不同等级的选择和诱惑,挤破了她家那扇贴着褪色春联的破旧木门。从乡到县直至州里,秘书,干事,管理员,小报记者,甚至歌舞团的报幕员,电视台的主持人,企业的推销员。大家计算着刘燕的才华和姿色,来谋划各自的需要。有重要媒体更是等着刘燕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就要来为她谱写成长之路、青春之歌,当然不会忘记突出各方各面许许多多的培养和关怀。


    此时的刘燕傻了。年仅18岁、出身穷乡僻壤、尽管天资聪颖但也仅初中毕业的刘燕,面对一切毫无准备,迷失了自己。当此关头,张树,这个名副其实的“重要的好人”,力排众议,为刘燕作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哪里都不去,只要求到贵大中文系读书。


    这个选择就象一束耀眼的闪电划破沉闷的夜空,立刻唤醒了刘燕眼中素有的那种少女的清澈与欢乐。一些天来拥挤在她身边的犹豫和烦躁顿时间一扫而光。刘燕心里再一次涌起对张树站长的崇敬和感激:他把我的愿望看得太清了。能够继续读书不一直是刘燕攥在心里想在梦中的一个结吗?


    主意打定,势如破竹。通向贵大的路比刘燕和张树想象的还要顺利。有关领导作了批示,贵大校方反应积极,对刘燕略作考评就办理了入学手续。针对刘燕贫寒的家境,校方打了折头,然后有企业作出了如数捐助的义举。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刘燕在那些日子里一定经常以泪洗面,不过是喜泪。在她迈进贵大校门的那一刻,这个有待培养的文学新苗心里一定滚落出来四个字:洪福齐天。事件截止目前,尽是一片明媚阳光。

  • 【一】


    有许多夜晚我无法入眠。心里时而粘稠时而干涩的感觉让我以为自己活不下去。我睁着昏暗的眼睛对视房间里的杂物,这样的时候,一些事件和一些面孔出现了。它们有时倒影在清澈无波的水面上,伸手可触;有时被糊在半明半暗的泥浆中,焦灼而斑驳。更多的时候,我打开台灯,捉笔开卷,感觉它们就围在我身边,却又无法与之拥抱。就是这种时候,我体会心中有一些并非内脏的物质迅速地风化,坍塌出一片空洞。


    十多年里,我几乎一直以文字为生,我定位自己是一个文字工人。十多年里,借助上天的机缘,我走过许多地方,遭遇了许多人事,十之八九淤积在心里,象一台笨重的垃圾车,一直没有找到倾卸的场地。我老在想,倒掉它们,把他们写出来,写出来你就轻快了,你就不会过早地麻木和衰老。


    【二】
     

    刘燕是我在这个篇什中要讲述的主人一。她之所以在我的场景中如此突如其来,除了她在我“1987”这个记忆区间块留下了深刻烙印之外,更重要的是,她,以及一根番薯藤牵扯出的一系列事件的块茎,已经成了我心灵内存中的一个恶性肿瘤,一堆严重的核废料,迫使我紧急地想扔掉它,剜除它,把它从我之中删去。


    那时候我刚从大学毕业一年。这个时间并不对应我的成熟或者幼稚。我只是非常感性而准确地懂得:我很爱那时候的自己。这句话可能形成误导,也许我爱所有成为回忆的自己。可我顾不了这些了。我看见那时候的自己:一个表情忧郁而内心灼热的瘦削男人,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男人。


    我看见自己的时候,正走进贵大的校门。贵大在贵阳市的北郊,著名的花溪风景区内。至今我还对从贵阳市区去花溪路上的那股独特的气味记忆犹新,主要是油菜花的芳香。路两旁的四季,好象总是满眼金黄的油菜花和花溪河里翡翠溶成的流泉。


    我走进贵大的时候,刘燕同我一样经过同一条路走进贵大已经一年,是刚升入大二的中文系学生。我在经过贵大校门口那个巨大的花坛时,很是心动。我左顾右盼,身边空无一人。可我还是觉得刘燕好象就在我身侧行走。微低着头,脸的侧影挂着乖巧而细致的笑意,天生的一种娴静风情。我没太在意她的衣着,只记得两根乌黑健康的发辫,非常善良地轻摆。

    1987年9月那天,我走进贵大校园的时候,还不认识刘燕。当时刘燕还生活在我的生活之外。尽管那时有些事情已经发生,稍后就会被我写进这个篇什。可当时一切尚还平安,水底的激荡尚在酝酿,水面明镜无痕。我去探望在贵大做助教的老友洪斌,我们同在北京上学时就很亲密。我没有预感与刘燕相遇。


    17年前的刘燕只有20岁,处在花朵般的人生。17年后我让刘燕在我的故事中重生,对我已经淡漠;对刘燕,如果她泉下有知,是否很残忍?我无暇去想。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漂移了太多地方,我处在一个让我焦躁又沮丧的城市,人生已经丧失了太多乐趣。写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显得十分自私,我只想让自己有一些貌似高雅的回味,以冲淡我内心的麻木与疲惫。与17年前21岁的我相比,我已经同刘燕一样沉沦,我相信我和她都陷在不同的黑暗中,很难肯定我们已将偏执的命运放松。


    我仍活着。多年来一些关键的时刻,我都疑惑地想到这句话。在那么多人离开或死去的今天,我仍活着。说出这四个字的最初,我曾客观地想过这是否有些哗众取宠的嫌疑。然而当白昼过去,我看着日影从厚厚的窗帘布上稀薄,褪去它剔透的琥珀色,我独自一人被九平方米的阴暗淹没,我对自己心底的那份悲凉有了深切的知解。


    我悟到了某些有关注定的含义。我更多地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我注定不能象刘燕那样果决地解脱,如同徐渭理论上至今还在痛苦或者麻木地活着一样。更可怕的是,我明白这么多年里,我给了自己太多的暗示:时而有背负十字架的崇高,时而有背负垃圾车的颓丧,太多的灵魂与往事拥挤在我狭隘的胸腹间,坠压着我,让我无法走远,更无法在一些世俗甜蜜的关口,跋扈地飞扬。同样的原因,我至今未能将这些文字通顺地写出来,好让我从此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