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可入药

5月23日

正午12点，我独自一人坐在贵阳磊庄机场候机楼的排椅上等待起飞。

洪水一般的阳光漫过正南方的整幅玻璃墙，倾泻在我的眼前。身后是寄留了5年的贵阳城。送行的朋友全都握过了手。我嘴上重复着“再见”，心里想的竟恍惚是“永别”。

离开父母11年，记不清已有过多少这样的时刻。面对陌生，不断地敲门、渗透、进入；好不容易熟了，又不断地拒绝、脱离、放弃。总是成不了主人，总是找不到“家”的感觉。

不断地追逐，不断地否认。我到底想要什么呢？

把话题说到此处，如山的往事便潜心袭来。与雷子有关的传奇沾满自恋自伤的命中情结。1986年7月，北京盛夏难得的雨天。在送走4年侠肝义胆的同窗，信誓旦旦相约成就祖国五湖四海振兴民族大业的燎原火种之后，身体内部一次难以确诊的剧痛险些要了我的命。4天无声无息的痉挛与昏迷中，我告别了许多无法挽留的东西。在复归清醒的第一瞬间，我深刻地觉察到原本糅合、镶嵌在我生命内外的一些物质已远远离去。我在惶恐的同时又感到新鲜与轻松。

现在是12点18分，我将不再是一个贵阳人，如同我相继不再是云南人、北京人一样。这种变化应该是重大的，我却看不见心中点滴涟漪。我身旁的行囊里只有一个发白的牛仔背包，里面装有一本《梵高传》、一盒《唐朝》摇滚和一柄精良的藏刀。

我真想问问温森特哪儿才是那片可以把自己繁衍成满眼金黄向日葵的土地？

看得出我的同行者中也有不少背井离乡的过客，我们一起把100多斤身体以及尚无界定的渴望与梦想交托给一双钢铁的翅膀。出门才知天地小，一个多小时后人已经站在白云机场。站在一片燥热的黑暗中，我触摸到了一种无边无际、吉凶未卜的自由。

没用多久，我发现这里的人非常有钱。随便我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金黄的向日葵。

回望九三年，拣出来一串平凡的日子，证明我真实地生活过，藏身于世俗的温馨。久远的时间更迭中，除却个人琐碎的意趣不论，我们一同感受过的时代印记，却应该可以不朽。

    
4月3日至20日

这个时候我还在贵州一家报社做记者。这17天是我在贵州境内最后一次外出采访。我选择了父母居住的安顺地区，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就降生在这块土地上。

我找到在地区民委工作的老朋友王华，他陪伴我四处寻找新闻源，陪伴我度过在贵州的最后一段记者生涯。

【1】

头三天里，我结识了李正兴。这个土生土长在安顺郊区农村的中年男人，寒冬里从2000公里外的河北邢台背回病死在寻亲求医途中的疯痴妻子的遗体。一路酷情，四天四夜，水米不沾牙，举目无故人。我在坟山上找到正在为亡人化纸的李正兴，潜心进入到一个生死同悲情境奇异的曲折故事中。天地浩荡，人情渺茫，我们能看见多少、记录多少，我们又能抚慰什么、拯救什么？同情之心是一张柔纸，揩得干脸上的泪也止得住心中的血？

李正兴在残阳里将我们送出连接公路干线的6里山径。我坐在浓稠的烟雾里为这个厚道农民的痴情故事写下了4000字。

却没有一个变成铅字。被“枪毙”的理由是“没有去谱写社会大潮和典型人物，不是读者喜欢的热点新闻”。此批示连我最要好的同事也觉在理。

也巧，送稿回报社那天正赶上一位本国红歌星在贵阳“连场爆满”，初春天气顿成盛夏。见了她一面，我剪刀浆糊洋洋洒洒也是4000字，火速推成“本报特稿”。

稿酬200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买酒的时候腰板直了许多。

【2】

    
白马村700人挤着满山的石头过日子。村长叫王连贵，40岁。兼任村办学校校长10年，没有拿过国家或者乡亲的一分钱薪水一粒粮食。别家不说，他的三个孩子全都进了大学或中专。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村子竟然出了80多名中专生10多名大学生。而办校前，村里人会说汉话的屈指可数。

周围近10个村落的孩子都被琅琅书声吸引到了白马。“这个昔日的穷山沟，如今成了追赶文明的天堂。”县教育局的一位领导敞着发福的肚子，双手叉腰站在学校鲜红的国旗下如此感叹。

没有什么恩赐的奇迹，是王连贵领着白马人一脚一串血汗，垫高了自个儿放眼山外的台阶。石头成了他们唯一“奢侈”的宝贝。石头建成校舍，把满山野惯了的放牛打柴娃养育成了逐渐知书识礼的“读书人”；石头屋替代了茅草棚，风寒雨冷不再能冻僵苗家火塘边的温暖；石头更成了采石场源源外运的商品，有了教学必需的资金，又有了油盐柴米之外的富余……

石头将白马的路铺向坚实。临走握别王连贵时心情激荡，而生动醇厚的感悟迟至今日未能成文。原因是自私的，当时我已定下南迁闯海的行期，收拾行装、订票、辞别友人……如此这般，遗忘了有关白马人的一份牵挂。我明白没有多少人知晓白马这个地方，而我的确挫伤了一份真情。我答应过他们，我要让更多人知道白马发生的事情。

找不到内疚的借口，我对白马人失信了一次。我只能说通过间接的努力，我不会永远失信于他们，或者是另外的黑马人。

【3】

    
寥寥数笔很难勾勒出一个马启明。他在贵州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做县委书记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经10多年，著述颇丰。我倒愿意定义他是个“做文章的人”。有的文章写在纸上，有的写在土地上，有的写在人心上。

与老马忘年相交5年余，发觉他既没有官气，也没有文人气，倒很象一位勤劳厚道的“生产队长”。常年一件旧军装或中山装，脚踏一双解放鞋，在县城撞见他总是“我正要到某某乡某某村去走走看看”，难得稳稳当当喝到他办公室的一杯茶。

只有那秃顶的头和灼热的眼神，些许泄露出他内心深藏的激情与锋利的智慧。

后来我流浪栖居到了广东惠州。这里纸醉金迷的暴发户大把大把象野火烧不尽的“春草”。我突然很想念那个提着一根打狗棒走在田埂上山道间的老马。他看着绿油油的大白菜金灿灿的麦田堆成小山的积肥，总是笑哈哈的比看见自己白胖胖的亲孙子还乐。想念他于是便写信给他，说沿海如何如何富，说有的人花钱如何“烧包”，说海边渔村的村长都如何西装革履开奔驰提大哥大腰挎靓女，问他什么时候能清正廉洁地淘汰掉那台叮咣乱响的老北京吉普……

老马回信了，只有3句狂草。透过薄薄一纸，我仿佛看见他满眼溅泪，恼羞成怒：
我和父老乡亲不甘心穷，也绝非天生穷命！
以后你不要再给我说这些，你再用这种口气说话我就跟你绝交！
你可以说我没出息，反正我受不了！

我懂得写下这3句话时，马启明是个多么透明的赤子。九三年他满47岁。

【四】

在刘燕死后的这些年里，我经常想到她，准确地说是经常想到以她为主角的事件整体。我就象一条顽冥不化的蚯蚓，在漆黑深沉的地底发掘着事件内在意义的隧道，并独自咀嚼、吞咽着其中隐秘的痛苦和快乐。伴随这种发掘和思索，我讨厌地发现自己越来越沦陷于某些唯心的意念，渐渐难以自拔。

在人的意志之外，冥冥中的定数已自有安排。

好象孙悟空，多么有能耐，但也只在如来的手掌中拥有他的自由，还得看如来佛高兴。

所谓“狗肚子沾不了酥麻油”，好事多多，且看你有没有命去消受？

事情开始得太顺了，必有厄运等在后头。

凡此种种，天花乱坠，搞得我头昏脑胀，直想把南墙撞破。无法顿悟天机的我，除了对刘燕的早逝兔死狐悲、对事件不可更改的残局徒空悲忿、对余下来的岁月指桑骂槐，又能怎样呢？只能用这些江湖浅薄去对恶梦般的记忆进行一次次自欺欺人的逻辑覆盖。

不管怎样，刘燕从走进贵大校园的那一天起，开始了她短暂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1987年9月我走进贵大的时候，刘燕正在茁壮地成长。刘燕已经长了许多见识长了许多志气长了许多学问总之是长了许多出息。刘燕出落得更加青春动人，让17年后今天的我在怀想中敲打出这些句子的时候心中依旧有种忍不住的仇恨。同时也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好象又该为刘燕庆幸：她把自己定格在了生命永恒的鲜活、骄傲与热爱中，这是何等的明智、何等的富足！她永远不用象17年后现在的我活得麻木委琐，活得充满恐惧，惶惶不知所终。这种心情在我后来为刘燕写就的祭文中有更慷慨的表达。

我在贵大篮球场旁边的那栋灰色助教楼里很容易就找对了老友洪斌的单身宿舍。门开着，他背对着门正在嗤拉那把酱黑色的旧二胡，从有些漏风的音调里，我还是听出来是那曲我俩都很喜欢的《江河水》。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才感觉到身后有人。

洪斌在大学读的是物理，却对哲学有着天生的痴迷，喜欢体育中的球类，二胡是他在乐器中唯一染指的一种，活得比我健康。后来顺应市场经济的召唤，辞教职下海经商，一度小有斩获。眼下与他中断了联系，很难确定他在何方逍遥。

你小子怎么来了？

毕业后不久，我荣幸地被选拔到贵州黔西南的一个山沟里作扶贫队员，一呆就是半年。这次回贵阳，说是作半年小结，其实就是让我们回城补补油水，穿几天干净衣裳，以利再战，回山里继续吃盐巴辣子水泡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洪斌出去了几分钟，回来时手上多了四瓶瀑布啤酒，然后开始我们的神聊。这是个传统了，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这样吹着“喇叭”坐在马路牙子上天下大事，美女金庸。临近立秋，寒蝉噤口，只余屋内两头云里雾中的巨型“知了”胸怀过去放眼未来，惟只忘了今夕何夕。

男人嘴里少不下女人（反过来女人也一样吧）。我就是从洪斌的嘴里最早听到了刘燕进贵大的消息以及她进校一年来的诸多事迹。里边当然会有一定的水分，但我相信洪斌的话里不会有一句是“鸽子牵着大象飞走了”的笑话。

那个小女子，很是了不起！

大我两岁的洪斌是这样夸人的，很斯文的脸上很城府的样子。我也曾如此的被他夸过。当时我感觉很受用，在他略显夸张的语气下面有一种可信的诚恳。

我听着洪斌的话，心里突然有一种冲动：见见刘燕，能跟她聊聊就更好。当时的洪斌和我都还不清楚刘燕进贵大的详细经过，我更没有料到刘燕后来会撞进那样一张聊斋般离经叛道的情网，并且成为17年后我如鲠在喉的故事中的主人。当时我只是以一个新闻系毕业、在任某报记者的职业敏感，狗一样嗅出了这其中可资挖掘的某种非常。

洪斌说：这倒是个好借口，就说你想采访她，我也挺想看看你跟她聊些什么。

于是他就去联络中文系的哥们儿，都是小助教自然一锅熟，那哥们儿说既是这样，我把刘燕叫过来就是了，免得咱记者朋友奔波。洪斌自然乐了：够哥们！

刘燕来到洪斌宿舍的时候，已近黄昏，晚霞映在洪斌朝外推开的窗户上，显得很是奇异。风突然大了起来，把洪斌靠窗的书桌上我刚才涂鸦的一叠教案纸吹的满屋子飞，让原本就有些局促的我心情慌乱起来，倒是刘燕很大方很懂事地帮着拣起一地的纸片。

中文系的哥们儿介绍洪斌和我，刘燕礼貌地点着头：洪老师好，雷老师好。我说我就不敢冒牌做你的老师了，刘燕却说您做的工作离我学的专业很近正是我的老师呐。

刘燕说话的时候正视着对方，已经没有一丝农家女子的忸怩。我从她清澈的眸子里看到了一种所向无敌的自信和坦荡。

就这样我们聊起来许多的事，相当投机，好象熟了很久的朋友。她很坦然地讲自己贫寒的家事，很感激地怀念张树站长。在说及过往那段轰动的日子时，刘燕打趣地笑道：那种滋味恐怕就象当初所谓的“闯将黄帅”吧，我终于知道“典型”是怎么树起来的了。对我来说，最好的事情是我重新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对此我非常感激。

我问了刘燕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初中毕业后停学，然后直接进大学，你功课感到吃力吗？

这个问题让刘燕明显有点害羞：是啊，刚来的时候我很害怕，自卑得不得了。进校的头一晚，乡里还给我开欢送会，我家那种地方能上大学可是不容易，大家兴高采烈，好象比我还高兴，而我差点就打推堂鼓了，我真的怕自己读不下去。

后来呢？

后来张站长和好多乡亲都鼓励我，把我一直送进校门。学校的老师也对我特别好，说只要我努力，比别人多花工夫，许多课是可以补起来的。他们还帮我定了学习和读书计划，并且说大学里学的主要是一种方法，注重知识结构，开拓人生视野，善于领会，而不是象中小学那样把自己当鸭来填。

刘燕说着这些的时候，眼里闪动着一道越来越明亮的光：刚开始我学得真的很苦，渐渐的我感觉得到自己上路了，能够投身进去了，周围的一切：书本、课堂、校园里的一花一木都能为我带来乐趣。现在我佩带校徽走在路上，已经不会再象刚进校的时候觉得心虚。

当时神采飞扬的刘燕让今天回想这一切的我依旧心驰神往。当时的我21岁，纯洁的心地面对刘燕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在这个美丽的女孩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希望和力量，革命一点说，这也正是进步中国的希望和力量。

除了我间或的提问，洪斌还有那个中文系的哥们没有插一句嘴。大家都陷落在刘燕阳光明媚的语境中，遗忘了之外的一切。三个被称呼为老师的人，听学生刘燕上了一堂生动而难忘的课。几年以后，我有次不小心跟洪斌提起这件事，他老兄的脸上顷刻晴转多云，半晌从咝咝抽着冷气的牙缝里挤出三个字：狗日的！

我清楚他骂的是什么。

这个黄昏永远地沉淀在我记忆的深谷。我们和刘燕转了两个场，从洪斌的宿舍到贵大校园边上一家挺清静的小酒馆，历时长达四个小时。坐进小酒馆之后，气氛活跃了许多，话题也不只属于刘燕了，人生哲学文化时事各自经历喜好不一而足，时间因为开心而飞快。快到夜里十点的时候，洪斌提出来刘燕该回寝室了，因为学校的作息时间。大家都有些不忍，尤以刘燕为最，脸上挂着一种贪玩孩子没尽兴的娇憨：

和几位老师谈话挺长见识的，今天等于给我好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作了一次小结。谢谢你们啦，希望以后还能再聚。

送刘燕回寝室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来问刘燕最近有没有写点东西。她迟疑了一下说：有是有，只怕要让您见笑。

我听她如此说，更想讨来看看了。于是约明天她拿过洪斌宿舍来。

第二天早上，因我突然有事要提前回市区，而刘燕要上课，就没有见到面，只拿到了她托中文系哥们送来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有她的一纸短简和与高尔基作品同名的《我的大学》。

“雷子老师：
您好。本想今天就当面听您指教，无奈时间不巧，深感遗憾。由于您已知道的缘故，我很感念这份机缘和一年来的大学生活，遂成此拙文，请予斧正。望抽空能再莅临寒窗。”

怎样也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永诀。后来的日子里，刘燕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又多次进入这座校园，苍松翠柏，花团锦簇，通幽曲径，檐瓦素朴，洪斌的斗室，转场的小酒馆，一切好象都没什么改变，然而我心中却因为刘燕的缺席一片空洞，这是她的大学，却也是她匆促人生的最后一站。可原本这里应该是她生命崭新的起点，从这里她已经眺望到丰富世界的迢遥与深邃。

【三】

刘燕的故事其实很简单，说穿了就是一个“灰姑娘”的现代悲剧版。1985年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刘燕还是贵州某贫困县一个辍学在家务农的初中毕业生。可在当时当地，这个学历已经足以让刘燕在众多农家女中鹤立鸡群。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刘燕停学后不久被选拔到了乡文化站工作，具体就是出出宣传墙报之类的事儿。值得一提的是，刘燕在这里遇上了一个重要的好人，如果没有他，刘燕的命运可能就会改写。

我们姑且叫他作“张树”，40余岁，刘燕所在乡文化站站长，一个象牛一样勤于笔耕、同时又肩挑沉重家庭负担的老文学青年。有作品发表在省地级文学刊物上，被他视为生命中最闪光的亮点。

刘燕到文化站不久，张树就发现了她过人的天资，当然是有关文学。能到文化站工作，是件让人极其羡慕的事，这一点刘燕十分清楚。因此在刘燕心里，对张树站长，对文化站里所有七七八八略嫌琐碎的工作，都抱有一份真诚的感激和热爱。成天笑脸迎人，勤快做事，独处的时候也常情不自禁地哼些从心窝里飞出的歌。这一切都让长相端庄、苗条水灵的刘燕越发招人怜爱。

而刘燕在写作上的悟性最早就在出宣传墙报的时候显露了出来。具体那期墙报是宣传计划生育，从刘燕所在的乡到全中国，这都是个年年讲、月月讲的老八股。包括张树站长在内都想不起、也不去想，还有什么新花样来宣传这个严峻的现实命题。他只是照例开了个会，照例几分钟时间就把事儿给分派好了。谁去摘录文件报章，顺便整理一点乡计生工作的“时事新闻”，谁去准备工具，最后谁谁负责板书。

刘燕就在这个时候站起来说：张站长，我想自己投一条稿，行吗？据后来张树回忆，当时的他望着这个表情中掺杂着羞怯与坚定的姑娘，愣住了。

其实刘燕语惊四座的时候，她想投的那篇稿已经写好。那应该是刘燕在课堂作文之外第一篇抒发自我心情的文字，如果要与文学定律相附会的话，这是刘燕第一次产生创作冲动的成果。她描写的就是她自己真实的遭遇：本就穷困的父母生养了五个儿女然后家境更其穷困加之重男轻女而使本来学业良好的刘燕被迫辍学。

真情流露，感人至深。曾经做过民办教师的张树站长读完刘燕的《别了，课堂》之后，在心中挥笔写下这八字评语。同时更让他赞叹的是刘燕另外的聪颖，她竟然懂得将自己的遭遇文章与计划生育宣传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如此自然和谐。她的文章写在前面，她写的并不是计生宣传的命题作文。

《别了，课堂》作为刘燕面世的“处女作”，发表在了乡文化站的宣传墙报上。同时配发的还有张树站长特意撰写的评论文章《多子真的多福吗？》

机缘弄人。刘燕没有想到，张树也没有想到：这件在他们看来以为平常的事情，竟会引发那样热烈的轰动，继而导致他们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墙报刊出后的几天至二十几天里，先是乡党委书记、乡长陪着县委宣传部、县计生办的领导来了；然后县里领导陪着州里的领导还有州里日报、电视台的记者来了；最后州里领导、县里领导陪着省里的领导还有省报、电视台、电台的记者来了，并且在刘燕所在乡一个宽大的晒场上召开了全省计生宣传工作现场会。而刘燕和张树站长的两篇墙报稿也被各家大小媒体争相刊载，好评如潮。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刘燕和张树站长在那些日子里，被淹没在怎样一种超乎他们想象极限的狂热和摆布中。

事隔五年，当有关的幸福趋于冷却、有关的不幸已经淡漠，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张树。这时候刘燕已经死去了两年，而他已经是县委宣传部长兼州文联副主席。

我眼中的张树有着超出他那个年纪的苍老，或许是因为避不开刘燕这个话题，他每说一句话都很费力气，好象有种抽搐的苦痛。

那样好的一个女娃娃，竟然落得……这样个结局。

老了，我现在已经写不出什么东西了。

前一句说的是刘燕，后一句说的是兼着文联副主席的张树自己。这一年刘燕如果还活着是23岁，而张树49岁。

墙报事件后，刘燕出名了。随之而来的是横七竖八不同等级的选择和诱惑，挤破了她家那扇贴着褪色春联的破旧木门。从乡到县直至州里，秘书，干事，管理员，小报记者，甚至歌舞团的报幕员，电视台的主持人，企业的推销员。大家计算着刘燕的才华和姿色，来谋划各自的需要。有重要媒体更是等着刘燕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就要来为她谱写成长之路、青春之歌，当然不会忘记突出各方各面许许多多的培养和关怀。

此时的刘燕傻了。年仅18岁、出身穷乡僻壤、尽管天资聪颖但也仅初中毕业的刘燕，面对一切毫无准备，迷失了自己。当此关头，张树，这个名副其实的“重要的好人”，力排众议，为刘燕作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哪里都不去，只要求到贵大中文系读书。

这个选择就象一束耀眼的闪电划破沉闷的夜空，立刻唤醒了刘燕眼中素有的那种少女的清澈与欢乐。一些天来拥挤在她身边的犹豫和烦躁顿时间一扫而光。刘燕心里再一次涌起对张树站长的崇敬和感激：他把我的愿望看得太清了。能够继续读书不一直是刘燕攥在心里想在梦中的一个结吗？

主意打定，势如破竹。通向贵大的路比刘燕和张树想象的还要顺利。有关领导作了批示，贵大校方反应积极，对刘燕略作考评就办理了入学手续。针对刘燕贫寒的家境，校方打了折头，然后有企业作出了如数捐助的义举。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刘燕在那些日子里一定经常以泪洗面，不过是喜泪。在她迈进贵大校门的那一刻，这个有待培养的文学新苗心里一定滚落出来四个字：洪福齐天。事件截止目前，尽是一片明媚阳光。

【一】

有许多夜晚我无法入眠。心里时而粘稠时而干涩的感觉让我以为自己活不下去。我睁着昏暗的眼睛对视房间里的杂物，这样的时候，一些事件和一些面孔出现了。它们有时倒影在清澈无波的水面上，伸手可触；有时被糊在半明半暗的泥浆中，焦灼而斑驳。更多的时候，我打开台灯，捉笔开卷，感觉它们就围在我身边，却又无法与之拥抱。就是这种时候，我体会心中有一些并非内脏的物质迅速地风化，坍塌出一片空洞。

十多年里，我几乎一直以文字为生，我定位自己是一个文字工人。十多年里，借助上天的机缘，我走过许多地方，遭遇了许多人事，十之八九淤积在心里，象一台笨重的垃圾车，一直没有找到倾卸的场地。我老在想，倒掉它们，把他们写出来，写出来你就轻快了，你就不会过早地麻木和衰老。

【二】
 

刘燕是我在这个篇什中要讲述的主人一。她之所以在我的场景中如此突如其来，除了她在我“1987”这个记忆区间块留下了深刻烙印之外，更重要的是，她，以及一根番薯藤牵扯出的一系列事件的块茎，已经成了我心灵内存中的一个恶性肿瘤，一堆严重的核废料，迫使我紧急地想扔掉它，剜除它，把它从我之中删去。

那时候我刚从大学毕业一年。这个时间并不对应我的成熟或者幼稚。我只是非常感性而准确地懂得：我很爱那时候的自己。这句话可能形成误导，也许我爱所有成为回忆的自己。可我顾不了这些了。我看见那时候的自己：一个表情忧郁而内心灼热的瘦削男人，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男人。

我看见自己的时候，正走进贵大的校门。贵大在贵阳市的北郊，著名的花溪风景区内。至今我还对从贵阳市区去花溪路上的那股独特的气味记忆犹新，主要是油菜花的芳香。路两旁的四季，好象总是满眼金黄的油菜花和花溪河里翡翠溶成的流泉。

我走进贵大的时候，刘燕同我一样经过同一条路走进贵大已经一年，是刚升入大二的中文系学生。我在经过贵大校门口那个巨大的花坛时，很是心动。我左顾右盼，身边空无一人。可我还是觉得刘燕好象就在我身侧行走。微低着头，脸的侧影挂着乖巧而细致的笑意，天生的一种娴静风情。我没太在意她的衣着，只记得两根乌黑健康的发辫，非常善良地轻摆。

1987年9月那天，我走进贵大校园的时候，还不认识刘燕。当时刘燕还生活在我的生活之外。尽管那时有些事情已经发生，稍后就会被我写进这个篇什。可当时一切尚还平安，水底的激荡尚在酝酿，水面明镜无痕。我去探望在贵大做助教的老友洪斌，我们同在北京上学时就很亲密。我没有预感与刘燕相遇。

17年前的刘燕只有20岁，处在花朵般的人生。17年后我让刘燕在我的故事中重生，对我已经淡漠；对刘燕，如果她泉下有知，是否很残忍？我无暇去想。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漂移了太多地方，我处在一个让我焦躁又沮丧的城市，人生已经丧失了太多乐趣。写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显得十分自私，我只想让自己有一些貌似高雅的回味，以冲淡我内心的麻木与疲惫。与17年前21岁的我相比，我已经同刘燕一样沉沦，我相信我和她都陷在不同的黑暗中，很难肯定我们已将偏执的命运放松。

我仍活着。多年来一些关键的时刻，我都疑惑地想到这句话。在那么多人离开或死去的今天，我仍活着。说出这四个字的最初，我曾客观地想过这是否有些哗众取宠的嫌疑。然而当白昼过去，我看着日影从厚厚的窗帘布上稀薄，褪去它剔透的琥珀色，我独自一人被九平方米的阴暗淹没，我对自己心底的那份悲凉有了深切的知解。

我悟到了某些有关注定的含义。我更多地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我注定不能象刘燕那样果决地解脱，如同徐渭理论上至今还在痛苦或者麻木地活着一样。更可怕的是，我明白这么多年里，我给了自己太多的暗示：时而有背负十字架的崇高，时而有背负垃圾车的颓丧，太多的灵魂与往事拥挤在我狭隘的胸腹间，坠压着我，让我无法走远，更无法在一些世俗甜蜜的关口，跋扈地飞扬。同样的原因，我至今未能将这些文字通顺地写出来，好让我从此置身事外。

一直在心中怀想着一个人。吴敬华，一位八旬老人，还有后来珍藏了他的那片盛开的玫瑰园。

只与老人相处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个月后再见的时候，老人已经安详地躺在他栽培的玫瑰花丛中，从天国俯身照看这块他辛勤耕耘过的土地。

时间横跨两个艳阳高照的白天和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其时我在电视台做电视专题，听说在博罗县杨村镇有个归国老华侨开荒建起了一个玫瑰园，培育出好些名品玫瑰，花径比碗口还大，不禁惊奇。请朋友帮忙联系，在电话中向吴老讲明意图后，次日吃过午饭我们启程。

采访车驶离广汕公路后，路越来越窄，人烟越来越稀少。行至一个遍坡开满野山茶花的山口，向导指着前面一处隐约可见三四间平房的院落说：那就是吴老的住处了，右边那片竹林后面就是吴老的玫瑰园，这会儿，吴老应该就在那里。

5月底的广东已是暑热难当，但也蒸发不掉田野间清新的空气。路过鸟鸣蝉声，潺潺的溪流，婆娑摇曳的竹影，然后眼前陡然一片灿烂，伴着情不自禁的惊叹！

玫瑰，争奇斗艳的玫瑰，玫瑰的盛宴！

花是世间物种中最能为悦己者容的奇迹了。而玫瑰作为花魁之一，已经让我为之震撼过一次。早在10年前，我曾在高原省青海的一片乡村中，看到过她们在地广林稀的赭黄中，在几乎每个农户的房前屋后，恣情肆意地开放。那里的农民通过从玫瑰花中提取香精，换来不菲的收入。我至今想来依旧心醉神迷，我从来不曾想象过，玫瑰也可以在世界屋脊的粗犷怀抱中如此盛开！

现在，玫瑰再一次让我被心中潮涌而出的感动所淹没。开车的搭档忘记了驾驶，我推开车门，撒开双腿朝那一片明媚绚烂的花海扑去。

奔跑中，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已近在咫尺。站在玫瑰园的埂畦上，老人右手抄一把剪刀，左手执一枝粉红的玫瑰，正跟站在他身边的两个年轻男女说着什么。因为他的背侧对着我，看不清眉眼，只见到他的鬓角处挂着一道长长的汗水。

正当我站下准备招呼的时候，老人转过身来，一脸慈祥可亲的笑容：“你们来啦。”他将剪刀和花递给年轻女孩，朝我们走了过来。

采访就这样开始了。随和自在，没有一丝陌生，在老人跟前，我们就象是几个缠着爷爷讲故事的孩子。

81岁高龄的吴敬华，一生辗转坎坷。早年学的是机械工程，后转攻农业，并获植物营养学博士，在欧洲和东南亚潜心研究过土壤改良和花卉育培技术，多次以独创名品荣膺国际金奖，久享盛誉。后叶落归根，回归祖国。

“您是农业专家，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力还很落后，您认为中国农民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是技术。我从机械工程转攻农业，就是觉得这门科学最能帮助祖国。”

吴老领着我们在花田旁边搭的一个凉棚下坐定，望着玫瑰朵朵的眼神象在检阅：“中国农民其实很勤劳，也很聪明。但是技术太落后了，严重制约了生产经营方式，影响了农业效益的产出。关键要做的是产前产后的技术和市场服务，才能真正帮到农民。”

他伸手从地里抓起一块土，在手里捏碎，说：“国外的农业因为技术及资金优胜，他们的土地经过改良，可以越种越肥。而我们农民的地却大都越种越瘦，主要就是不会使用把地种坏了。”

吴老站起来，扬手划了一圈：“象杨村，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地多人少，而且土质不错，是由玄武岩腐殖而来，可还是穷。就是农民不会种地，可种的太少，种不出收入来，只好丢荒。”口气中充满了对土地的疼惜。

“中国农民很实际呀。因为太穷了，我们算帐算到几块，他们算帐算到几分。其实他们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懂，可是泥巴里的含金量太低了，养不活人啊。”

吴老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有一些湿润的东西：“我已经81岁了，还不想养老，因为责任深重，觉得欠农民的债太多了。”吴老是广东省政府特聘的农业顾问，但他拒绝领取点滴薪酬。吴老对政府部门的同志说：如果有心，就想法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把钱花在农民身上，比花在我身上更有价值，更让人舒服。

吴老对中国农业技术人才的匮乏表露出深深的忧虑。他指出在农用人才的培养使用机制上存在着缺陷，认为应该制定激励政策鼓励学生在填报志愿时选择农业学科：“农业穷，农技人员也跟着穷，生产力水平自然低，恶性循环，农业怎么上得去，农民如何能富起来？”

吴老认为改良土壤与改良人才技术，应该双管齐下。于是身体力行，在自出资金进行土壤营养结构调整的同时，从广东、江西、湖北等地的农校毕业生中，挑选了10多个品学兼优的“孩子”贴身教授，进行系统深层培养。吴老对中国农业的崇高使命感和对土地的无私热爱，深深打动了他的“徒弟”们。加之理论学习与田间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科学直观，感悟深刻，学生们成长得很快。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不能在有生之年把技术都传授出来，而是让自己带进棺材里去了。”吴老用赞许的目光望着花田里忙碌的孩子们。“眼下带的这些学生都比较纯洁、幼稚。幼稚代表他们还没有沾染社会的不良。我们需要培养的就是不怕吃苦，不怕脏和累，愿意在泥土和农肥里摸爬滚打、勇于实践的农技人才。

“我要把技术教给好人。我说的好人就是对土地有真感情的人，然后再由他们去传授给农民，帮助农民种出好收成。中国有9亿农民，只有农民富了，中国才会富。”

吴老开办的玫瑰园，实际上成了农技人才培训和经济种植示范的“双料基地”。他每亩地投入近万元进行深翻补肥的土壤改良，不到两年的时间，辛勤劳动接出了硕果。由于品种优良，型色丰富，花朵硕大，花气芳郁，离枝后保鲜期长，远销港澳及东南亚，近占广州深圳市场，时有供不应求之虑。以每树花开50朵，每亩接近1000株，成品花每朵底价3元计算，折除成本，利润相当可观。

吴老的计划是以利润循环再生产，逐步扩大经营种植面积，增补花卉品种，开办苗圃场和农民学习班，让尽可能多的人掌握技术，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播种发芽，生根开花，产出效益。

将近一天的相处中，吴老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晚饭时间，上桌的只有三个盘子：一个盘子里装着两条鲫鱼，另外是一盘炒鸡蛋，一盘小白菜。不饮酒，烟却抽得很凶。在地里累了一天，到了饭桌上精神还很好。我们觉得此时应该轻松一下，扯点闲篇，便问他有几个孩子？

吴老和嘴里的鱼斗争着，头也没抬：“一星期。”少顷，又赶紧补充道：“好在他们都算有出息，没给国家造成什么负担，才多少弥补了我一些计划生育上的罪过。”

“您80大寿的时候，子孙们都回中国来给您祝寿，您高兴吗？”我问。
 

“我不高兴。我很累，他们一二十人都来找我说话。他们每个人讲完就可以歇着了，我却不行，还要保持心情笑脸对付另外的十多个人。”吴老说这段话的时候，活象一个顽皮的稚童。

“可他们毕竟是来给您祝寿，您心里应该开心才是呀？”我们几乎比他的子孙还想要他开心。

“唔，我对这些人生表面的东西看得很淡。”吴老最后对着夜中寂合的四野说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月以后，吴老含笑仙去。根据老人的遗嘱，吴老的学生们将他的遗体埋在了花田下的深土里。

【1】

因为流浪的缘故，搬过许多次家。其实也不能叫家的，因为“家”在流浪的人心中意味严重，不敢随便提及的，所以叫“巢”或者“窝”比较准确。一些家什，一些记忆，经过一番动荡，被挪到一个陌生的空间里。

我会最先去到阳台，这已经成了习惯。几乎从无错漏的是，那里总会有一盆以上奄奄一息、行将枯萎的植物，花或者草，披着一身哀怨的风尘，在日晒雨淋的颓废中留有一口呼吸，仿佛就为了等我。

我会在第一时间给它们松开板结多时的旱土，然后浇水，照料倒也不见得有多精致，可它们都从无例外地鲜活起来，而且一天比一天活得精彩，活得很滋。然后我心里会有一种特别舒服并且满足的感觉，跟爱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差不了多少。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有一些想不通的，我想不通那个买了盆栽来种养的主人，为什么不在离开的时候带走这些曾经为他或她青翠过或者开放过的风景？想必他们也曾为它们欢喜过甚至牵挂过，难道他们就是为我才留下它们？每一个后来的房客都会象我一样，照料它们重新青翠和开放？

【2】

关于一株植物青葱的意象让我联想并且难忘。

最爱《杀手里昂》，那盆无论他怎样逃窜怎样恐惧都不曾离弃的天竺，直到死亡剥夺了他肉体的存在，玛利亚才将那株附着他的魂灵的天竺植入不再流亡的深土：里昂，我们在这里，很安全。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里昂和那盆天竺同等重要。我一遍一遍地看它，拥有它的家庭录映带，然后换成VCD、DVD，定影在心灵的暗房中，既公然呼喊，又秘不示人，那种隐秘的欢乐永难描述，永无消褪。

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杀手，但是因为那盆清澈的绿，我有时忍不住地把自己置换成了里昂。我没有里昂专一，但我一回回充满爱情地照顾了那些被前主人遗留下来的花草。我细心地摘去那些因为新生而代谢出来的枯叶，然后为枝节间泛起的绿意，冒出的新芽，享受心中单纯的涌泉般的欣喜。这种时候我会有一些含混的念头在微风中飞翔，我象是收养了三三两两饥寒的弃儿，又象是在浇灌脆弱无依的自己。

每一次，奇妙的是，在点点滴滴的浸润中，我又能够坚强起来，阴郁的面容重新开朗。里昂，我喜欢，他指示了生命中一种无比丰富而且深厚的简单。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当我身边这个世界变得一天比一天斑驳迷离、繁重而又复杂的时候，我最渴望的就是那样一种难能拥有的简单。

我没法言语，可我心如明镜。我看得见它象霓云，象孤烟，象一根金黄的稻草悬挂在灵魂的天边。

     一本杂志的难产，让我有一段日子过得很不象样子。坐卧不宁，晨昏颠倒，甚至出现了内分泌紊乱的症状，不过更多是精神的而非身体的。我感觉到自己正在加速地衰老，生命的车轮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这本杂志太重要了，撇开别的理由，她与我的存在休戚相关。没有了她，我的定位开始模糊，坐标摇晃开始倾斜。 

    也许有人会说，你经过的事情也不少了，怎么承受力还是这么脆弱啊。其实这与承受力无关，我每天依旧吃喝拉撒，看世界杯上QQ聊，但是心里的确一片空虚恍惚，好象失去了定海神针的东海龙宫。我是一个做事的人，很多年我没有闲过，忙碌成了我生命极其适应的节奏和极其依靠的充实。我害怕现在这样碌碌无为的日子，它让我觉得很乏味很没用，让我觉得自己过得无耻，很无耻！

     时间漫不经心地过去，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可是我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我已经不再幻想自己去获取怎样辉煌的成绩，我只想每天做事，多做一点是一点。我需要的只是充实并且奢望与别人分享。

     何况那是多好的一本杂志啊。
     我说她好并非王婆买瓜，我说她好更多取决于她与地方环境的相互依存和影响。她的存在给她周遭的许多人和事物带来了一种生命的风情和盼望。仅凭这一点，她的存在已经不容轻视。只出了创刊号，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多少人的目光因为她的诞生闪耀出惊喜的曙光。 

     我爱她，我当她是我的知己和恋人，我想与她相依为命。在青春生命的无数繁华褪去后的今天，我想紧紧地抓住她甚至把她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我喜欢这种唯一的感觉，因为我的生命向来都不阔绰。我习惯了对一件心爱事物的专情，在为她牵肠挂肚绞尽脑汁的过程中我充盈着无比饱满的激情，享受无比真实的快乐。惟其如此，生命才得以附丽，心灵才得以鲜活。

      我想到了以前的一些事情。我看到过很多美丽的流星。我想也许这就是命。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第一份学生刊物就是我和同班的几个志同道合者酝酿创办起来的，名字叫做《同心园》，是冰心老人为我们题写的刊名。因为母校是中央民族大学，题意非常好，五十六个民族就是一个同心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去到冰心老人家里，说明来意，老人非常高兴，说：很好很好，不过这是一个你们学习成长的园地，把圆改为园更合适一些。

     刊物就这样办起来，很快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支持拥戴。起初的时候条件还很简陋，象《红岩》中成岗的《挺进报》一样，自己刻蜡版自己油印自己装订，但每期出版后都供不应求，尽管有每个系的发放量安排，但是我们经常听到有明抢暗夺的消息，更多的同学跑到编辑部来大声嚷嚷：可不可以多印一些啊，好多人都没有呢。你们发行的时候是不是有走后门的情况啊？我们听了一边说抱歉一边暗笑得意。但是很难满足同学们的要求，一来经费不宽裕，二来我们也知道真的人手一册，恐怕就不会洛阳纸贵了。于是有同学又提出：你们哪怕定个价收点成本费也可以啊。这当然不行，学生刊物是绝对不能有经营行为的，政策绝对不允许。 

    《同心园》一直红火到我们毕业。以后不久就憔悴夭折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跟经商风潮吹进大学校园的关系最大。流行的“理想”发生偏移，师弟师妹们无心于此了。我书箱里的几本《同心园》成了我自视珍贵的收藏。

     此后的十多年里，又断续地染指过若干份定位不同、级别参差的杂志。从文学类到时尚类，从县级到省市级，不一而足。有的帮着参与了策划，有的是作为积极撰稿者，还有的是外挂的兼职采编，而最让我叹惋的是深圳的一家知名杂志社。

     那年冬天，我供职的报社停办了，三剑客酒吧也到了等着关门的境地。正是四顾茫然之际，朋友A君来到我的面前，我们两年前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是这家杂志社的资深编辑。带来的消息让我当时为之振奋：杂志社最近招募新血。他认为我的条件相当合适，特来通报于我。

     在此之前，我在他的杂志上发过稿。深圳离惠州又近，往来也常互尽地主之谊，彼此的斤两都在手上掂过。我向他道谢的同时也不讳言目前的窘境，之后就是“小二”上酒，全在杯中。入冬的惠州也冷不到哪里去，加上有喜讯在心里暖着，清凉的啤酒下肚以后，横生的竟然全是爽意。

     事不宜迟。在惠州过了神侃的一夜，次日清早我便跟随A君去了深圳。在杂志社里A君一路操办，报名填表，见人面谈，帮着我推销自己。呈上履历作品获奖证书的第二天下午，A君到杂志社招待所来看我的时候，已是一脸喜色。

     他们对你相当满意，试用看来没问题啦，做成同事第一时间就是请我嗨皮哦。
     我那时是典型没心没肺的直肠动物，马上满面桃花地吆喝道：哪用等到那天，现在就先预支去！

     时运是有的，可惜没有地缘。那晚“预支”回来，一觉睡到天亮。上午是见人事官，出门时天阴着，老天知道我不知道。面对面的坐在沙发里，我看着人事官和其他领导逐渐萧瑟的表情，发觉身体也在沙发的疲软里越陷越深。 

     深圳不能以正式编制引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才，这是深圳市人事部门早就铁定了的。而我是贵州人，除了老和边不够充分，少和穷是响当当的了。走出那间屋子道别的时候，我清楚脸上的笑容有多僵硬，而双腿很软，软到象要支撑不住笨重的身体和陷落的心。 

     我的杂志梦再一次宣告落空。我自以为的心得终无用武之地。于是就到了今天，再一次面对一本杂志的搁浅或者已经是夭折。 

     我好想把每天放在我枕边的这本杂志递到你面前，尽管她还是个稚嫩的婴儿，但是她一旦降生，就已经拥有了庞大而富饶的明天。
     写到此刻，心中依然忐忑，而我已然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