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6-20

    小酌失败。 - [午时止]

    今天,原计划的、“梦想”中的怡情小酌夭折了,流产了,落空了。
    雷小游和我都很认真,很期待。昨天晚上,她理好了菜谱,要今天休息的我去菜市按图索骥,买好材料。
    不曾想,今早起来以后,一变,再变,最后,在我临出门之前,再再变——这个小小的梦想终于成了泡影。
    悠悠来不了。大舅来不了。莲子来不了。都来不了了。
    再一次对这个如同虚拟世界一般渺茫、无常的大城充满了无奈。
    一次杯沿轻碰、语意安详的聚会,只能在我的想象中暗自圆满。


    地铁5号线,计划中参与今天聚会者的首选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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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不得望青山久矣。只得找些家中细节,聊胜于无——
    1)微缩版榕树越长越大,小小花盆快容不下它了。
    2)皮皮送雷小游的娃娃,是利用再生资源的典型。
    3)从荷兰带回来的大丽花,继续长高的同时,也长结实了。
    4)叫春熊送的白板上,贴满了日子中可圈点的痕迹。
     

  • 2008-06-12

    大灾一月。 - [午时止]

    5.12到6.12,汶川大地震,一月整。
    周四,是我负责的版面发排的日子。截稿还算顺利,加上为《报废车去留》的版组头条找到一张比较满意的片子,心里竟也会泛起一丝欣慰。
    奥运圣火今天在贵阳传递,我的大学同窗王才禹居然成了第41棒火炬手,真的太牛了!我们班能人不少,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涌现出第二个。
    胡子的《谁为人类忏悔》已经上架了。他要了我的地址,说给我寄过来。但愿多有几个心存善念的人读到这本书。
    日子就这样在悲欢苦乐中向前行进。尽管我私下对雷小游说,我心下有些空洞,有些茫然。
    回头望去,皆付流水。

  • 农历五月初五,俗称“端午节”,端是“开端”、“初”的意思。初五可以称为端五。农历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因此称五月为午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故端午又名端五、重五、端阳、中天、重午、午日,此外一些地方又将端午节称为五月节、艾节、夏节。

    从史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后逐渐演变出多项内容: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据说,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解放后曾把端午节定名为“诗人节”,以纪念屈原。至于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则是为了压邪。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诸说:

    纪念屈原。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千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据此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迎涛神。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

    龙的节日。这种说法来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他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其主要理由是: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蚊龙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竞渡与古代吴越地方的关系尤深,况且吴越百姓还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的习俗;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这应当是“像龙子”的纹身习俗的遗迹。

    恶日。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毒月,五日是恶日。据《礼记》载,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以浴驱邪认为重五是死亡之日的传说也很多。《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佚文,“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的作者王充也记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从先秦以后,此日均为不吉之日。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夏至。持这一看法的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和《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一,权威性的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竟渡,隋代杜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人夏至日的娱乐活动,可见不一定就是为了打捞投江的伟大诗人屈原。二,端午节风俗中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实际上与屈原无关。三,《岁时风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一个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故端午节又可称为天中节。由此端午节的最早起源当系夏至。

    诸说中,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

    据统计,端午节的名称在我国所有传统节日中叫法最多,达二十多个,堪称节日别名之最。如:端午节、端五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兰节、粽子节 、午日节、女儿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午日、天中节、五月节等等。

    【端午节的佩饰】

    健人,旧时江浙一带端五时妇女的一种饰物。一般用金银丝或铜丝金箔做成,形状为小人骑虎,亦有另加钟、铃、缨及蒜、粽子等的。插在妇女发髻,也用以馈送。《清嘉录》云:“(五月五日)市人以金银丝制为繁缨、钟、铃诸状,骑人于虎,极精细,缀小钗,贯为串,或有用铜丝金箔者,供妇女插鬓。又互相献赉,名曰健人。”健人一说与艾人同意,只是以帛易艾,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健人即艾人,而易之以帛,作骆虎状,妇人皆戴之,”似此则当有驱邪辟疫之作用;一说即古时的步摇,纯为妇女装饰品(蔡云《吴献》注)。

    豆娘,旧时端五节妇女的头饰。多见于江南。一些地区亦称作健人。此物一说源于古代的步摇,一说即艾人的别样形式。《清嘉录》引《唐宋遗纪》云:“江谁南北,五日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凡以缯销翦制艾叶,或攒绣仙、佛、合、乌、虫、鱼、百兽之形,八宝群花之类。绉纱蜘蛛,绮榖凤麟,茧虎绒陀,排草蜥蜴,又螳蜘蝉蝎,又葫芦瓜果,色色逼真。加以幡幢宝盖,绣球繁缨,钟铃百状,或贯以串,名曰豆娘,不可胜纪。”

    艾虎,旧时端午节驱邪辟祟之物,也作装饰品。我国古代视虎为神兽,俗以为可以镇祟辟邪、保佑安宁。《风俗通》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亦辟恶”。故民间多取虎为辟邪之用,其中尤以端午节的艾虎为最具特色。艾虎或以艾编剪而成,或剪彩为虎,粘以艾叶,佩戴于发际身畔。端午节饰戴艾虎的风习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宋陈元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端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王沂公《端午帖子》诗:‘钗头艾虎辟群邪,晓驾祥云七宝车’。”又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除佩饰艾虎以外,端午节还有用雄黄为小儿在额头画“王”的风习,其意也在于借虎辟邪。

    画额,端午节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云可驱避毒虫。典型的方法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王”似虎的额纹,又虎为兽中之王,因以代虎)以镇邪。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洒之,用涂小儿领及鼻耳间,以避毒物。”除在额头、鼻耳涂抹外,亦可涂抹他处,用意一致。山西《河曲县志》云:“端午,饮雄黄酒,用涂小儿额及两手、足心,……谓可却病延年。”

    长命缕,亦称续命缕、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百索、辟兵绍、五彩缕等,名称不一,形制、功用大体相同。在端午节以五色丝结而成索,或悬于门首,或戴小儿项颈,或系小儿手臂,或挂于床帐、摇篮等处,俗谓可避灾除病、保佑安康、益寿延年。形制大体有五:简单的以五色丝线合股成绳,系于臂膀;在五彩绳上缀饰金锡饰物,挂于项颈;五彩绳折成方胜,饰于胸前;五彩绳结为人像戴之;以五彩丝线绣绘日月星辰乌兽等物,敬献尊长。此俗始于汉代。东汉应劭《风俗通·佚文》:“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绍。”以后相沿成习,直至近、现代。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记当时风俗:“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续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葚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其中唐宋时,更有宫廷赐大臣此种节物之事。史载唐代宗兴元元年端节,宫廷曾赐百索一轴。又《宋史·礼志十五》:“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

    戴香包,香包又叫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用中草药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奈、甘松、高本行制成),佩在胸前,香气扑鼻。陈示靓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提及一种“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以及另一种“蚌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端午节的习俗】

    ①采药。这是最古老的端午节俗之一。《夏小正》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岁时广记》卷二十二“采杂药”引《荆楚岁时记》佚文:“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后魏《齐民要术·杂记》中,有五月捉蛤蟆的记载,亦是制药用。后来有不少地区均有端午捉蛤蟆之俗,如江苏于端午日收蛤蟆,刺取其沫,制作中药蟾酥;杭州人还给小孩子吃蛤蟆,说是可以消火清凉、夏无疮疖。还有在五日于蛤蟆口中塞墨锭,悬挂起来晾干,即成蛤蟆锭,涂于脓疮上可使消散。这种捉蛤蟆制药之俗,源于汉代“蟾蜍辟兵”之传说。又如湖北监利于端午“采百草”,亦采药草之俗。采药是因端午前后草药茎叶成熟,药性好,才于此日形成此俗。

    ②沐兰汤。端午日洗浴兰汤是《大戴礼》记载的古俗。当时的兰不是现在的兰花,而是菊科的佩兰,有香气,可煎水沐浴。《九歌·云中君》亦有“浴兰汤会沭芳”之句。《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五杂俎》记明代人因为“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拂而浴之”。后来一般是煎蒲、艾等香草洗澡。在广东,则用艾、蒲、凤仙、白玉兰等花草;在湖南、广西等地,则用柏叶、大风根、艾、蒲、桃叶等煮成药水洗浴。不论男女老幼,全家都洗,此俗至今尚存,据说可治皮肤病、去邪气。

    ③饮蒲酒、雄黄、朱砂酒,以酒洒喷。《荆楚岁时记》:“以菖蒲(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水边,地下有淡红色根茎,叶子形状像剑,肉穗花序。根茎可做香料,也可入药)或镂或屑,以冷酒。”蒲酒味芳香,有爽口之感,后来又在酒中加入雄黄、朱砂等。明谢肇淛《五杂咀》:“饮菖蒲酒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用酒染额胸手足心,无会虺(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蛇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以避毒虫。”此俗流传较广。至今,如广西宾阳,逢端午时便有一包包的药料出售,包括雄黄、朱耒、柏子,桃仁、蒲片、艾叶等,人们浸入酒后再用菖蒲艾蓬蘸洒墙壁角落、门窗、床下等,再用酒涂小儿耳鼻、肚脐,以驱毒虫,求小儿平安。另外有的地区还用雄黄酒末在小孩额上画“王”字,使小孩带有虎的印记,以用虎辟邪。这些活动,从卫生角度来看,还是有科学道理的。雄黄加水和酒洒于室内可消毒杀菌,饮蒲洒也颇有益。

    ④采茶、制凉茶。北方一些地区,喜于端午采嫩树叶、野菜叶蒸晾,制成茶叶。广东潮州一带,人们去郊外山野采草药,熬凉茶喝。

  • 今为“芒种”。抢收抢种时节,“天府之国”今年的农事令人忧虑。

    芒种,二十四节气之“九”。每年6月5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75°时为芒种。《通纬·孝经援神契》:“小满后十五日,斗指丙,为芒种,五月节。言有芒之谷可播种也。”《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此时,麦类等有芒作物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而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也播种是时,故称“芒种”。春争日,夏争时,“争时”即指此节气的收种农忙。人们常说“三夏”大忙季节,即指忙于“夏收”、“夏种”和春播作物的“夏管”。

    我国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鹏始鸣;三候反舌无声。”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它鸟鸣叫的反舌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来临而停止了鸣叫。

    所言“阴气”即与雨水、潮湿相关,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

  • 周日坐在背靠阳光的阳台沙发上读文字,实是一件美事。
    刚才读的是《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5月19日所刊的万言访谈《王元化:最后的访谈》。
    2008年5月9日,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溘然长逝,享年88岁。
    作为“八十年代之子”的系列访谈之一,思读之间,感觉到纵贯时空、万事奔来眼底的那种浩渺与回旋。
    这里透射的是一个真切无私的思想家的胸怀,磅礴高远,却没有令浅薄者惶恐、压抑的强势阴影。
    摘录几处最令我感触的段落,以表心意。

    有关“顾准”——

    ……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我读了顾准的遗篇,才知道他的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为时已晚。当他尚在的时候,尽管困难险阻,我没有能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学问,终觉是一件憾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进展,顾准著作的深刻意蕴会越来越显示出来。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上“思想家”这个令人尊敬的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他没有自高自大的傲慢,也没有过于自尊自重的矜持。他在写札记的时候,早已把名誉地位、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是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治学精神和道德品质。

    有关“五四”——

    ……“五四”是否凸显了真正的民主思想,值得探讨。很大程度上,“五四”只是凸显了高调的民主,即大革命的民主,而低调的民主,即经验主义的民主,“五四”思想是相当不够的,这必然形成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天不足。
    经过阅读和思考,我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今天有必要对它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一是庸俗进化观点,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是指使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

    除了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值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书特书之外,我认为,“五四”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如果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去衡量“五四”人物,褒贬的标准就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教科书和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荣誉和威名。

    ……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致改造人性,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他们用群体意识来代替个性解放,用集中来代替民主,用暴力来代替人道。

    有关“传统”——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多关注中国传统思想的落后、弊端相较而言,九十年代以来,我在批判传统压抑个性一面的同时,又较多忧虑优秀民族思想传统在现代的打断、缺失,以及文化精神的超越性与继承性问题。我们对传统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只有经过正确的估价,我们才能从过去的文化资源中淘炼出最精粹的部分。
    王国维、陈寅恪一直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看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冬烘学者。我认为,“五四”时期把他们划入“旧营垒”是有偏颇的。王国维、陈寅恪他们有很深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他们对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追求是非常坚定的。他们的为学术而学术,他们的弘扬传统,重建中国文化,是含有救亡图存的动机的。

    王元化认为,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我们只喜爱豪言壮语,追求宏伟目标和乌托邦理想,至于为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老百姓要付多少代价,都可以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只讲意图伦理的政治。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以责任伦理指导自己工作的政府。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在一轮一轮政治改革完成以前的较长时期,必须是有责任伦理和人权观念的政府。如其不然,一旦放弃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立,不立此为本,那么,必将流为新权威主义,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泾渭殊途的。

    有关“改革和民主”——

    我们理论界一直流行着“五四”时代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的绝对主义倾向。比如今天对市场经济极其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就会被视为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市场经济,而所持的理由是你认为现在出台的市场经济有这种或那种问题或缺陷,难道你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上去吗?你觉得体现在文化上的理想失落和道德沦丧,难道你主张让姚文元的“棍棒文化”复活吗?须知这些缺点和消极方面,都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精神领域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自然会好起来。
    面对这些以动听的新说重复经济决定论之类的辩难,我觉得我们倒是应该从二十多年前顾准所写下的遗文中去领受教益。我们不应该再用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把我们所心爱的观念、理想、制度笼罩在美丽的迷雾中,以为好的全都是好的,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丝毫需要我们警惕加以防范或克服的缺陷。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会不拥护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不对民主的源流、历史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状进行理性的思考——亦即批判精神——那将形成一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高调民主。

    有关“思想与学术”——

    我主张“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被学术所冲淡。
    ……胡适对自己生平为人说过这样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了。
  • 2008-05-21

    第九日。 - [午时止]

    老婆今天上午去献血了。地坛西门,200CC。
    我为我的雷小游骄傲。
    一个心意真诚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今天晚上我出门了,跟大学班上的两个老同学讨论,能不能以班集体的名义认养资助灾区的孤儿。
    参与者都很严肃,收敛内心的激荡之情,论证此事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跨度的持续性、可行性与合法性。
    这是负责任的态度,而非头脑发热,一时兴起。
    一切为我们心疼的孩子着想,除此之外,与任何动机、因素无关。

    在厘清情、理、法的关系之后,我们几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漫说及此次灾难中的无数心动细节,都禁不住老泪纵横。
    说真的,我已经忘却了我们一起流泪的样子。那一刻,我重温了内心千金不换的圣洁。

    我们得出的一个重大的结论是,2008的年度灾难,会让中国人在剧痛之后,清醒而光荣地收获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递进升华的重大成果。
    多灾兴邦。2008年的中国正在过大关,迈大坎,最终走向平实富足的世俗幸福。

    在北川打工的陈坚(音)躺在三块预制板的重压之下,向救援人员要电话给他的老婆报平安。陈坚用温柔的语气对他的老婆说:过了这一劫,我们不指望如何风光,只要平平淡淡的一辈子,足矣。
    说这话的时候,救援队员已经在尽力抢救他,但是最终,相信包括陈坚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躺上担架不久,离开人间去了天堂。直播女记者嚎啕着推搡他,声嘶力竭呼喊他的名字;给陈坚做人工呼吸的抢救者“骂”:傻瓜,你都坚持了这么久了,怎么这时候放弃了……
    大灾中,这是最让我泪流满面的瞬间。

    【写于第三个全国哀悼日。】

  • 2008-05-21

    小满。大灾。 - [午时止]

    今为“小满”。谚语说“小满谨防灾”,主要是说此时虫害频繁,还要预防干热风和雷雨大风的袭击。今年小满遭逢的已非这类小灾,而是大灾。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每年5月21日前后视太阳到达黄径60°时为小满。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通纬·孝经援神契》:“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此时,北方大麦、冬小麦等夏收作物已经结果,籽粒渐见饱满,但尚未成熟,相当于乳熟后期,所以叫小满。

    我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在小满节气中,苦菜已经枝叶繁茂;而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此时麦子开始成熟。

    南方农谚赋予小满以新的寓意:“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用“满”来形容雨水的盈缺,指出小满时田里如果蓄不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立夏小满正栽秧”,“秧奔小满谷奔秋”,小满正是适宜水稻栽插的季节。

  • 5月18日晚,看《爱的奉献》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晚会,看到了中国人大灾大爱、生死与共的伟大凝聚力。
    很多人都到了。像我写过的那样,“光荣来时,灾难来时,我一直都在。”
    想必又会有一些所谓冷静思考者、冷眼洞察者,其实大抵也是冷血者会说,这又是一个秀场。我坚决否认。这是一个高台,此刻能够站在这里的,就是好样的,就是值得尊敬的人,值得尊敬的企业。
    跟“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意思相仿,危难关头、关键时刻都站不出来的人(或企业),你能指望他在平时、在日常中做到多好吗?我不相信!
    好多人很久不曾见了,王蒙、范曾、冯骥才,还有一些人,他们应该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脊梁。
    在千万子弟兵用手臂、肩膀去撑起生命狭窄的通道的时候,同样需要有人在另外的战场上,为国民挺起精神道义的高度。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时候,只要是有良知、有骨气、有爱心的中国人——一个也不能少!

  • 从5月19日下午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为地震灾区死难者默哀3分钟。